自从80年代中期《读书》杂志发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文章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学术界便成为一种流行语,虽然至今这个世纪尚未结束,但是性急的朋友早已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编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之类的书,显然,世纪末那几年的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潮,只好弃之不顾了。 但即使耐着性子,等到2001年以后再来做这些事吧,似乎也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作为一般概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语或者尚可运用,而作为文学史的断限,则在科学性上就颇有些可商榷之处。盖世纪之交替,乃由时间的积累而自然进行,百年为纪,铁定不变;而文学史的分期与断限则取决于文艺思潮的变迁,这种变迁,是时代文化思想在审美意识上的反映,当然也与社会政治状况有关,即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是也。它的起伏消长,在年限上不一定恰是整数,因此与世纪的更替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未必在世纪初就是新思潮兴起之时,到世纪末恰是旧思潮消歇之日。故以世纪的自然交替作为文学史的断限,缺乏说服力。 即以中国近世文学而论,在文艺思潮上起了巨大变化的,也不在1900年前后,而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或则以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或则以1917年《新青年》上进行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的讨论为标志,在时间上都不是一个整数。诚然,在20世纪开始的前两年——1898年,我国发生过一场维新变法运动,这个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在思想界和文艺界都产生过一些影响,比如,在这前后,维新派人士就提出了“白话为维新之本”的理论,并有“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还出现了“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文体”。但是,他们的提倡白话,只是把它当作启发民智的工具。故有“报章宜改用浅说”之论,至于高雅的诗文和学术著作,则用的仍是文言。在诗文上虽然也有变革,但总体上仍未能突破旧文学的格局。正如他们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在论及当时最有成就的“诗界革命”诗人黄遵宪时所说的:“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至于那时流行的谴责小说,对于官场的腐败,社会的堕落,愤恨之情虽溢于言表,但还谈不上有什么新理想,在表现方法上虽然也有些变化,但大体上还是旧小说的写法。总之,这段时期文学界的变革,只是在旧的母体内涌动,还没有脱胎而出。它可以算做文学革命的前奏,但还不是新文学本身。而这种旧文学母体内的变化,似乎还可追溯得更早些,如1840年以前的龚自珍,或者明代的李卓吾。 中国真正的新文学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作为新的一个时代文学的标志,是在审美意识上的根本性变化。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是文体的解放。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是从语体和文体的变革开始的,那时虽然还没有把语言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来认识,但新文化战士们普遍认为,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旧的语言文字已经成为束缚思想的桎梏,必须突破它才能创造出新的文学,所以文学革命要从语体变革开始。这时的白话文,已不只是报章上的宣传用语,而是学术文艺的通用语言。新文学家们还着意要用白话文创造出美文来,以显示出新文学的实绩。与此同时,在文体上也进行了划时代的变革。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都从西洋移植来新的形式。虽然它本身仍存在着一定的缺点,但与旧文学的区别是十分清楚的。 二是理性的感悟。人类的近代历史是理性主义时代,欧洲的启蒙主义者就不承认外界的任何权威,把一切东西都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无情的审判,以决定它是否还有存在的理由。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战士们也都持这种理性主义的态度,来审视旧的文化传统。鲁迅笔下的狂人说:“从来如此,便对么?”胡适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口号,都是这种理性主义的怀疑精神的表现。对于神圣的孔孟之道的批判,疑古学派的出现,都是由此而来。他们打出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也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当时很多人对尼采哲学感兴趣,翻译介绍者颇多,就与其“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论有关。 三是个性的张扬。中国长期受儒家思想统治,讲究纲常名教,崇尚等级观念,个性是被压抑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提倡解放个性。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我而存在。”虽然鲁迅早在世纪初就提出了“立人”思想,但是却得不到人们的响应,直到五四时期这才成为普遍的认识。“易卜生热”的出现,就是这种认识的反映。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儿童问题的提出并成为文学作品中的普遍主题,也正是“立人”思想的表现。这种思想观念不但反映在艺术创作里,而且还渗透在文学研究中,新红学派的自叙传说的出现,即与此有关。 四是真实的追求。我国过去的旧文学,讲“文以载道”,凡不合乎“道”的,即使是真实情况也不能载之于文学,所以被鲁迅批评为“瞒和骗”的文艺。鲁迅大声疾呼:“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它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胡适也指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界的真实现状”。文学的真实性成为五四新文学作家共同的追求。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出现,正是作家面向生活,追求真实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