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作为一种独特的美学学说和文学学中的一个独特思潮的“俄罗斯形式主义”——的存在，西方早就知晓。在20年代，形式论学派的那些代表人物和一些熟悉法语文学学、德语文学学、英语文学学界新现象的另一些作者，就曾在西方的刊物上评述形式论学派文论的特征。 在20年代与30年代，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许多原理经由捷克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与文学学家的中介而被西方所知。在40年代中期，著名波兰文学学家曼弗雷德·克瑞德尔曾在美国的一个刊物上，对形式主义的学说作了简要地叙述。然而，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学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广泛的、日益增长的兴趣之出现，首先是与勒内·韦勒克和奥斯丁·沃伦的《文学理论》②(1949，纽约)中对它的高度评价相关联的，是维克多·埃利希的专著《俄罗斯形式主义》(1955，海牙)的面世。1960年，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坦言他自己的学说同俄罗斯形式主义有间接的发生学的关联。西方文学学界对形式论学派遗产的积极的开采，便从这个时候起就开始了。 不久，在法国刊物上，茨维坦·托多罗夫，《泰凯尔》③的一位干将，发表了《形式主义的方法论遗产》一文。也是他于1965年推出一部由罗曼·雅各布森作序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论选，其书名为“文学理论”。也是在1965年，维克多·埃利希的专著《俄罗斯形式主义》在海牙有了第二版，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则有《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文选面世。1966年，维克多·埃利希的这部著作被译成意大利文。1968年，克里斯蒂娜·泼沫斯卡(密歇根工学院)出版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理论与其诗歌界的氛围》。也是在这一年，体裁上与之类似但篇幅更大的一部著作——I.阿姆布罗乔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先锋派》在意大利问世了。1969年，《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本》双语文选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了，尤里·施特里特为这部文选撰写了一篇颇有理论性的长篇序言。 及至70年代初，在美国，克里斯蒂娜·泼沫斯卡和拉迪斯拉夫·马特伊卡推出《俄罗斯诗学读本：形式主义视界与结构主义视界》的文选，编者为每篇文本撰写了题解；这个时候，伊瓦·托姆逊的专著《俄罗斯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也问世了。在法国，朱丽叶·克里斯蒂娃则在她评点米·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时，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学说与方法作出了评价。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著作也进入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文学学的视野之中。1971年，库尔特·阿斯佩林和本格特·伦德贝格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一部书名为《形式与结构》的文选，其中收入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文本。新近面世的一部丹麦文著作《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从普列汉诺夫到洛特曼》——其作者是E.斯蒂芬森——给予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相当大的篇幅。将形式论学派的遗产置于世界文学学一些共通的探索语境中来评价的，见之于著名的芬兰学者艾里克·艾克伦德的著作(《文学学》1971)和丹麦学者米亥尔·奥尔森的《当代法国文学批评面面观》(1972)。也是从这一视域来考量形式论学派的，还有德国理论家列奥·波尔曼(《文学学与方法》，两卷本，1971)。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著作和西方有关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也为拉丁美洲的学者所熟悉。著名的巴西批评家法比奥·卢卡斯将罗曼·雅各布森作为罗兰·巴特的先驱而提及。利乌迪加里奥·A.迪·阿基维多·费里奥，在他那部获得巴西国家奖的著作《结构主义与诗歌批评》中，将维克多·埃利希的那本著作和茨维坦·托多罗夫所编的那部文选列入其参考文献。1970年，茨维坦·托多罗夫的那部文选的西班牙文译本在阿根廷问世了。近些年来，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著作时常被西班牙的刊物所征引。 前不久，在西德学术界，在荷兰的刊物上，出现了一些以“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为主题的专论。形式主义的文学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之间的关系被推置于前沿。为E.斯蒂芬森的《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一书撰写书评的那位瑞典作者，甚至指责这位丹麦研究者“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谈得太少”。 1973年，在大不列颠终于也有一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选的译本问世了，也是在这一年，维克多·埃利希在美国的《思想史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次谈论俄罗斯形式主义，简述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美学。 “形式论学派文论的译本、照相翻拍缩微胶片、文选、研究，正在以日益增长的数量出现于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度，”——I.阿姆布罗乔这样写道。——作为当代结构主义的先驱而“被重新发现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现如今“正在经历其存在的第二个阶段”。 对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论在当代的流行持这样一种评价，乃是我们在上文提及的所有出版物的著者、编者及其书评作者在总体上的一种共识。以西德学者尤里·施特里特之见，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论并不是一个过去的课题，而是今天既在西方也在东方展开的有关结构主义的论争的一个具有迫切的现实性的层面。而且，诚如汉斯·甘特尔所言，要是没有那奠定了文学与电影的结构分析之基础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建树，当代结构主义就是不可思议的。 自然，也不应当忘却这一“热潮”的另一个起因——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学说与整个俄罗斯现代主义(尤其是未来主义)美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西方学术界愈来愈倾心于研究俄罗斯“文学上的先锋派”，每当考察赫列勃尼科夫、别雷、勃留索夫的探索之时，甚至是分析印象主义美学之时，就要探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至于说到形式论学派的“奇异化”学说，那么，它是在更为广阔的视域中被把握的，而成为那些“新左翼”学说和那些混乱无序的“接受理论革命”学说的源头。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遗产已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史的，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美学的课题，而且也是一个直接的意识形态的课题。上述诸种动机的组合，使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美学在当代西方文学学家论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的著述中成为一个核心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