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一 20世纪80年代“文学回归本体”的口号，在使文学摆脱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地位等方面，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由此出现疏离社会、脱离时代和政治的矫枉过正倾向。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创作更出现所谓“个人化写作”、“个人话语”的潮流。如果说“个人化”是指作家对时代生活的独特发现、独特感受和独特表达等创作个性化追求，那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遗憾的是，在相当多的人那里，“个人化”就是面向一己的“自我”，诸如个人情感乃至个人隐私的展露、私人生活的描写和自我欲望的表现、艺术上的自我玩弄与欣赏等等，完全切断文学与社会公众的联系，将文学变成纯粹的“私人话语”。这种“个人化写作”的潮流是非常有害的，将使文学进一步疏离现实生活和社会公众，因此这就很有必要提出创作个体与社会群体的自觉融会的问题。 标举“个人化写作”的人认为：只有个人才代表“质”，才是真实的，而社会中人是“公共的人”，只代表“量”；只有“私人生活”和“个人状态”才能体现生活和人生的多元化特征和心灵世界的复杂性，而“社会”“时代”则是群体化、单一化的；只有退回到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生命内部”去思索和反省，才会写活鲜活的生命，而离开“个人”就会让文学丧失人性的深度；只有疏离现实、疏离政治，把文学变成“私人话语”、变成一种“纯美”的话题，文学才真正成为“人学”。标举“个人化写作”的人，称他们的文学观念体现的是“后现代”的文化意识，而传统的文学观念则是过去时代的文化意识。 上述观点，将作家个体与社会群体、将文学和时代生活完全分离和对立起来，显然有悖于文学的基本原理。作家诚然是一个个体，但他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离不开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总之个体怎么也不能完全孤立于社会群体之外。别林斯基说过，没有一个诗人能够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能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能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都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现在一些人标举的“个人化写作”的主张，决不是什么新的文化意识，它早就被人批驳过了。例如，别林斯基就曾批评说：“无论怎样蓬勃的创作力，如果只把它局限在‘小鸟的歌唱’，只创造自己的、与当代历史及思想界的现实毫无共同之处的世界，如果它认为地面上不值得它去施展本领，它的领域是在云端，而人世的痛苦和希望不应该搅扰它的神秘的预见和冥想的话，——这样的创作力也只能炫耀一时而已。它无论这样巨大，由它产生的作品绝不能深入到生活里，也不可能在现代或后世人的心中引起热烈的激动和共鸣”。[1] 二 我们知道，作家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他是在胸中蓄积了强烈、丰富的情感，产生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之后才有可能动笔的，因此也可以说，创作首先面向的是创作个体的内心要求。苏联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是什么东西迫使作家从事那有时叫他感到痛苦，但却是美妙的劳动呢？首先是内心的召唤”[2]。我们古人说“为情而造文”，“情动而辞发”（刘勰）等等，也早就揭示了这个道理。 创作面向个体的内心要求，并不等于说写作就是“个人化”的。作家是社会的一分子，而且是社会中心弦最为灵敏、情感最为丰富的人，是社会的感应神经，他对所处时代的体验和感应是同时代人中最敏锐、最深刻的，因此他的内心情感、内心要求不仅是个人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作家是他那个时代的良心和代言人，他的内心要求体现出时代的呼声，他的内心召唤反映的是社会的愿望。古今中外最优秀的作家诗人，无一不是这样的。杜甫是“诗圣”，正如梁启超说的，他首先是“情圣”，是他那个时代社会情绪的体现者，他那丰富、强烈和诚挚的感情总是与社会公众息息相通。 但作为个体的人，内心情感和要求当然有着个别性。在内心情感和内心要求上，创作个体与社会群体的相融是以相应的思想情操、人格修养为基础的。为了能写出反映时代情绪的作品，做一个受社会大众欢迎的诗人作家，创作个体应该有意识地进行思想、人格的修炼，努力提高个人情感的社会化程度，特别是要将个人情怀纳入群体的忧患意识之中。《孟子·梁惠王下》里论到为政之道时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从事文学写作的人也应如此。中国古代优秀诗人屈原、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人，无不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我们要发扬中国文学这一优良传统，像艾青说的这样：“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到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时代的痛苦与欢乐也必须糅合到个人的痛苦与欢乐中”[3](P209)。创作个体与社会群体内心情感和要求上的交融会通，是以创作个体与社会大众有相同相似的生存状态和现实感受，或者熟悉社会大众的生活，有大量认同性的生活体验为基本原因的。因此，作家诗人要深入社会的最底层，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直面人民群众的悲欢、苦难，只有这样，创作者的感情愿望才能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才能感同身受地描写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特别是他们的不幸、抗争和追求。 因此，文学创作与其说面向创作个体的内心，不如说面向现实生活。“个人化”口号只有在创作个体的内心要求与时代要求沟通，与社会群体呼应，才有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如果脱离社会、脱离公众谈“个人化”和“个人话语”，只写杯水风波，描写个人隐秘，咀嚼一己痛痒，就会使“个人化”变成“私人化”，将文学变成纯粹的自我呻吟、自我欣赏、自我展示的“私人话语”。私人话语尽可以写到私人日记里去，没必要写成面向社会的作品。像《上海宝贝》和《糖》那样的作品，又有什么价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