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文化观念的“物” 中文“物”这个词至少有三个所指：物质(material)，对象物(object)，事物(thing)。第一个所指“物质(material)”指构成可见可触摸的万物的材料，突出实在性、可触可感性，但也让我们关注它的构成成分。也就是说，感官(及其延伸物)无法触及的就不是物质(material)，比如精神、计划、消费。“对象物(object)”虽然也指实在的实体，物质性也是它的外延，但它强调的是主客二分模式中的客体性，它标志的是“不是主体”；当它意指可感性的时候，也是在强调感知客体的方面。第三个所指“事物(thing)”的外延就要宽泛得多了，它不仅指实体性的可感物，也指非实体性的对象，只要是能被思考和认知的都是事物(thing)。比如康德的物自体(thing-in-itself)，它可以被思想，但不能被感觉。 这三个所指显示出，必须有区别地对之加以使用，也许中文的“物”必须被分解成三个词，就像上面所做的那样。它们代表不同的意思。因此，物不是物，不是实体，而是符号；物质(material)、对象物(object)、事物(thing)也都是符号。说它们是符号，还不是说它们以一个特定的语音或文字代表一个特定的所指物(thing)，不是指与事物相对应的一种记号，而是说它们的存在是为了与不是它们的意思相区别，它们是为了区别不同的意思而被生产和使用的记号。“物”被区分为三，借以辨别出特定的意义；而物本身，即使不再区分，一旦被指及，又何尝不是执行着与“心”、“人”等等相区别的表意符号功能呢？除了这个，它是没有用的。人类的语言是如此有趣又如此纠结，它永远不会被限制在对象物身上，它要通过对对象物的谈论展示对它们的谋划。而一个在使用中生产意义差别的符号系统，正好与这种谋划、愿景的展示相适应。当我们说到“物质文化”的时候，不是在说一种由物的排列构成的对象世界，而是在说一种与精神文明有别的样态，在其中每一个原先被理解为对象物的东西都被人的整体性谋划所介入和逮住，或者扭曲。 符号表示出差别，差别标志着分类，分类致力于筹划，而在筹划中，价值标准就显现了出来。所以，物的符号性也就是它的文化性，它表明，它就在人类的意义区分和表达系统之中，本身赋有文化的身份。它是人的文化观念中的一个表现性要素。所有看起来指物的词都充满文化，都反映出筹划及支撑这种筹划的价值标准。它们本身并非有一个摆脱了意义填充的对应物。它们表征的是任何虚构的“物本身”或“纯粹物”都不具有的品性。“屌丝”跟人的物理构成或生物性质没有任何关系，它只在一个分类系统(按财富拥有量和在社会中被关注程度区分的人的等级)中有意义，它只是一个意义；即使“玫瑰花”这样似乎很实在的词语，也并不是一物，而是一个类别，是与所有不是玫瑰花的花相区别的一个类。 区别是语言符号活动中一个无法遏制的冲动，它把文化牢牢地与自己捆绑在一起。因此，“物”以及与之相关的符号群归根结底是文化的要素本身。 除了区别，符号的运作也植根于另一个无法遏制的冲动——转义的冲动中，这推动了对物质文化的生产。对“物”的区分划出了界限，它让我们在一个空间中通过比较品味其不同区位的差异，就像上文把“物”分为三种，每一“物”呈现它与周边“物”的不同；而且这种区分是可以继续的。符号的转义生产是一种时间轴上的冲动，这种冲动就是要在符号运作中产生新义。“有话要说”意味着说不同的话，但是你必须在原有的话题或与之类似的话题上说。这些话题本身是不安分的，跃跃欲试地欲摆脱原有轨迹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而且在去到之前，说话者并不知道那地方会怎么样，他与受话者一起准备承受转义带来的所有后果。说这是一种冲动就是因为它的不安分守己，不甘于恒定，符号的运作就是冲着新义来的。“物”在与周边词语的接洽和伸展中变得不再熟悉，不再是人们以前认识的“物”了。它被各种互适互动及延展弄得面目全非。但循着其转义路线，或者甚至仅凭“物”这个词或词素执着不停的再现，人们却仍旧能听见“物”的基调。转义中的“物”既不是又是“物”，它是新的，却同时是“物”的题中应有之义。转义运作创造了新义，把它创造得犹如它原来应有之义，而且这种新义被屡屡加入该词、该符号的本义。你可以说这种转义创造了新义，你也可以说这种转义“发现”了本来并不存在的“本义”。这种时间轴上的延展也是“物”的筹划方式，因为它与不同的词语符号的纠结打开了它新的境界。当今，人们在“物”上通过时间轴的这种差异性的谋划创造着令人目不暇接的物质文化。 二、物的系统性和物质文化的未决性 作为文化的物并不能单个存在，它们被指及的时候都牵涉到物的系统。任何物都是一个或几个不同的物系统中的要件。“信用卡”这个“物”牵连出银行信用系统，个人信用水平，一定的财产拥有量，支付方式等一系列相关的物概念，它与我们当下这个消费社会相互维系，互为前提。物的系统性是由文化观念主导的，它带有人的方向感，维系物的体系从根本上是人对当下的理解和对未来的筹划。 鲍德里亚的《物体系》里提到两个不同的物体系：象征体系和功能体系。物在象征体系里与人具有深切的关联度，人通过使用和每天上手与其建立了亲密关系，物收藏着人的生活记忆，象征人的生命和存在，人对其拥有临在感。在这个体系里有一些典型之物，比如家居生活中的镜子，全家福画像或照片等；这些物件的摆设通常是有定式的，都是围绕着主体建立起来的秩序，因此，它们通常会存在于一个空间内，这个空间是封闭的。从总体看，它们代表着二十世纪以前的一种文化，一种规划和处置物的方法。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功能化的物体系，这个体系中所有物都以抽象的功能性被标签，其中每一个物都被看作总体功能性的一个要素，这个物的体系本身也是一个功能体系。这个体系指向哪里？消费。取代凸显主体筹划的系统的是凸显消费功能的系统。功能体系把物镶嵌在消费为主导的庞大计划蓝图中，它们个个担当的是“消费”这样一种合法的梦想中的拼图部件。因此，这样一种物的空间是开放的，没有专属性，它们不需要与人的具体日常生活发生联系，没有临在感，只是可以用于任何消费构想的部件。镜子在现代家居中仍然存在，但它们不再用于自我外貌的繁衍增殖和玩赏家产的自恋，而是洗手间中执行特定功能的部件。“现代居所”这个大的构想由其中的各个细节调配而成，你必须注意大到景观、社区，小到浴室挂件的所有因素，被消费的是功能性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