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22)06-0033-09 作家是文艺创作的主体，但他们不是为自己而创作的，作家为之创作的对象同样是文艺生产活动的参与者。我们把作家与他为之创作的对象的具体联结称作文艺创作共同体。文艺创作共同体是建构文艺审美共同体的基础，是一个社会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动力之源。8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提出的作家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命题，是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共同体建构的根本原则，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开创了中国道路。归纳并梳理毛泽东“结合”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历史效应，对于认识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毛泽东延安时期关于文艺的一系列讲话中最常用的关键词，就是文艺界的‘团结’，文艺作品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文艺对人民群众进行‘联合’。”[1]24在《讲话》“引言”部分，毛泽东开宗明义，指出座谈会召开的缘起在于，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与革命工作“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2]49。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要不要结合”以及“如何结合”。《讲话》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2]81，“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2]82。结合的方法是向群众学习，利用和改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旧形式”，在普及中提高。在不久后召开的中央学习组会议的报告中，这一思想被表述为“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2]86。总之，“结合”既是《讲话》中提出的问题，又是解决问题的依据和方法，要想把握《讲话》思想的理论逻辑和历史效应，我们绝不能绕开这个关键词。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在其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谈到，毛泽东文艺思想“最能在理论上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他非常重视改造作家同人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毛泽东从理论上或实践上反复强调的是结合……至少在理论上讲，这里正孕育着一种根本性的重新阐释”[3]215。威廉斯暗示，毛泽东所倡导的“结合”，其本质是建构一种新型的“写作文化”，改造作家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我们不能奢望威廉斯对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具体情况有全面了解，因此也不能消除他所提出的担忧和质疑：“中国那种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的观念，或曰跨出专业作家圈子的观念，都不过是些口号而已，除非这些观念所必须依赖的那种已经变了形的社会实践真正地成为能动的实践。”[3]216然而无论如何，他对毛泽东“结合”思想的理论价值的肯定，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威廉斯敏锐地发现，毛泽东提出的“结合”命题，巧妙地避开了通过行政命令来推行一种“党性”写作的做法，通过“改造作家同人民之间的关系”达到贯彻“党性”要求的效果，而这就“改变了整个问题的方式”。因为，“结合”不是对作品之“风格”“形式”或“内容”的直接规定，而是对“具体社会具体历史时期中的‘写作’的那些普遍的社会关系”的改造，这种关系构成了一种现实的“压力和限制”，“在这种压力和限制的作用下，党性这种个人的行为或态度也必然是被限定着的”[3]215。可见，“结合”通过建构作家与人民之间新的关系，最终实现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也就是说，毛泽东提出的“结合”思想是与建立文化领导权这个更大的问题关联在一起的。 二、作为领导权范畴的“结合” 正如威廉斯所说，领导权“是一种由经验、关系和活动构成的现实复合体”[3]121。领导权问题涉及三重主体，一是力图掌握领导权并使文化实践最终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政党；二是为文化实践提供智力因素的知识分子群体；三是领导权实施的对象，即人民大众。文化领导权的建立意味着将政党的意志灌注于知识生产与大众生活的统一体中去，从而实现对民众的精神和道德上的领导。《讲话》提出的“结合”思想包含了对这三重主体及其关系的独特认识。 第一，“结合”体现了党领导文艺活动的独特方式。在《讲话》中，“结合”首先是指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的结合，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与革命战争的结合，《讲话》要解决的就是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不协调、不统一的情况。因此，在“结合”思想中，党的领导体现为通过规定总任务来引导和团结文艺活动的诸方面。党的领导是引导。引导不是具体业务上的指导，不是对具体文艺活动的干涉，而是在总任务、总方向上予以把控。毛泽东在《讲话》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对“文艺工作与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的阐述。他不断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要“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2]69。这就是通过目标引领来掌控文艺工作的政治方向，保证文艺活动不偏离服务人民的宗旨。同时，党的领导还体现在团结，即在服务于总目标的前提下团结能够团结的一切力量，保障文艺实践参与者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讲话》中，要团结的党外文学家艺术家就包含了“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等[2]71。另外，团结的方式靠的不是行政命令，而是说服教育。“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2]94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恰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如毛泽东后来说的那样：“艺术家和作家，对文艺座谈会这样的方法也赞成，从前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我们党给他们指出方针，向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义，而是逐渐使他们自觉，这就很有成效。”[2]119总之，在“结合”思想中，党的意志通过规定总任务而成为人民利益的表现，党的领导就是引导和团结文艺工作的诸方面结合到为人民服务的统一战线上来，并通过说服教育来达到这一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