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1-0136-02 每当历史转折关头，人们总习惯于回归自己的文化源头，去寻找新的途径。这就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道的萌动总是从回归开始，正如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往往要回顾和重新参照古希腊和希伯莱。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差别，他们很早就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并由此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春秋时期的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西周末年政局时，指出西周将灭，就是因为周王“去和而取同”，摒弃直言进谏的正人，而听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他认为：“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后来孔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是作为做人的根本原则而提出的。但这里提出的“不同”，并不是互不相关，各种“不同”因素之间，必须有“和”，“和”就是事物之间和谐有益的相互关系。“和”在中国是一个古字，见于金文和简文。“和”在古汉语中，作为动词，表示协调不同的人和事并使之均衡，并非融合为一。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古“和”字还有“顺其道而行之”，不过分，得其中道，和谐适度的意思。 “和而不同”原则认为事物虽各有不同，但决不可能脱离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在中国，儒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人的关系，道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都是在不同的领域内探讨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和”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在“适度”的基础上，中国文化不断开放、不断追求新的和谐和发展的精神，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 目前，尊重差别已成为相当多人的共识。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恩贝托·埃柯在1999年纪念波洛尼亚大学成立900周年大会的主题讲演中提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就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他认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主要障碍来自当前盛行的两种思潮：第一种思潮是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包括普遍主义、新雅各宾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第二种思潮属于后现代主义，包括解构主义、文化孤立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 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后现代主义的对峙也是西方文化传统长期讨论的“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命题的现代表现。早在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就已经深入讨论过这个命题，并指出个别和一般不可分割；黑格尔更是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证和发展。然而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两者却发生了深刻的断裂。重新沟通和弥合这种断裂是发展多元文化、保护文化生态、缓解文化冲突的重要环节。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与以上命题当然并不相同，它所探讨的是各有特殊性的“不同”事物如何相依相存，协调并进而达到“和”的境界。然而，它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有益于解决“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断裂。 事实上，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也可以说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亘万古而不变”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可以说从原始到现代，各种不同文化都在竭力探索这些有关生存之道的共同困感，深入了解不同文化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持续的交流互动，也许可以把我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 在沟通普遍性与特殊性，发展文化多元化，保护文化生态等方面，文学艺术可以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体现着人类经验的某些共同方面而使欣赏者产生共鸣，同时又是作者本人的个人经验、个人想象与个人言说。伟大作品在被创造时，总是从自身文化出发，筑起自身的文化壁垒，在被欣赏时，又因人们对共同经验的感知而撤除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比较文学作为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将在消减全球主义意识形态，改善后现代主义造成的离散、孤立、绝缘状态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1-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