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6)02—0001—16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2.001 当前探讨“中华美学精神”或“中国精神”，不能不对20世纪中期一度成为学界热点的“中国艺术精神”问题做适当回顾。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探究看似大成于徐复观的著作《中国艺术精神》(1966)，但实际上有着更深广的渊源。早在该书出版二十余年前，就有唐君毅做过专文研究。还需看到，曾做过唐君毅的老师和同事的宗白华早在30年代就使用过并致力于探究“中国艺术精神”，并就中西艺术精神比较做过深入研究。同时，宗白华的同事方东美也曾与他于几乎同一时间作过关联甚深的研究。还应看到，在之后的50年代，方东美、唐君毅和徐复观还在香港和台湾也有过与“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相关的学术交流及合作，而大陆的李泽厚也做过相近的研究。因此，对“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研究成果的梳理，就需跨越相对简单的徐复观及唐君毅视野而作进一步拓展。更需看到，中国艺术精神问题并非仅仅产生于中国学术语境内部，也绝非只是来自对外国学术概念的沿用，而是渊源于欧洲文化精神观念与中国文化与艺术传统在现代中国问题域中形成的跨文化与跨艺术交汇。如此，有必要对围绕“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这种跨文化与跨艺术交汇历程做一番简要的追踪。 一、来自欧洲的“时代精神”论与“文化心灵”论 历史地看，对中国现代艺术理论或美学的发生和演变有过重要影响的欧洲文化及艺术理论或思想传统，十分丰富而复杂。例如，把艺术视为特定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形式，就是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的《新科学》(1725)透过“诗性历史”及“诗性智慧”等概念所力图阐明的主张，这种主张在欧洲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感召力的理论或思想传统。随着“西学东渐”时代的到来，这一传统就逐渐地给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直接的启蒙作用了。但是，单就“中国艺术精神”问题而论，曾经产生过关键性启蒙作用的，当推“时代精神”论和“文化心灵”论。 把艺术的力量的源泉归结为“精神”(“时代精神”或“民族精神”等)，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所开创的一条探索艺术的文化渊源的路径。他相信，整个世界或宇宙都是某种“精神”、“世界精神”或“绝对精神”(其实质是“理念”或“绝对理念”)的辩证运动和变化的产物：“我们现在的观点是对于理念的认识，认识到理念就是精神，就是绝对精神”[1]379，而这种“绝对精神”会在特定时代中演化为具体的“时代精神”(the spirit of the time)：通常被人们视为政治史、国家法制、艺术、宗教、哲学及其相互关系的领域，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一个贯穿着所有各个文化部门的特定的本质或性格。”[2]56出于对“时代精神”作为所有文化事物的“特定本质或性格”的把握，他进而号召人们去主动把握“时代精神”，让其从自然状态进入“光天化日”之下[1]379，以便实现时代赋予的社会启蒙作用。确实，这样的“时代精神”观念曾给予五四时代中国仁人志士以莫大的启迪：“新时代必有新文学。社会生活变动了，思想潮流迁易了，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必将表现新式的色彩，以代表时代的精神。”[3]170可以推论的是，正是黑格尔“时代精神”观念及其他相关思想的感召，引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现“时代精神”的重要性，并且纷纷起而返身探究蕴藏于中国艺术与文化传统中的深厚的“中国艺术精神”。 但相比而言，真正给予中国美学家以更直接而深刻启示的，却应是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该书共2卷，先后出版于1918年和1922年，它相信每种文化都有自身的独特的“文化心灵”(die Seele einer Kultur，Culture-soul，或文化心灵)①，并且开创了从文化比较形态学视角分析不同文化形态中的艺术精神的新思路：有什么样的民族文化心灵，就有什么样的民族艺术形态同它相适应。“文化是一种有机体，世界历史则是有机体的集体传记。”[4]104作为这种有机体，每种文化都有自身的生、老、病、死过程，从而有其生死之定数。“每一个文化都要经过如同个体的人那样的生命阶段，每一个文化皆有其孩提、青年、壮年与老年时期。”[4]104-105既然如此，每种文化就必然都有自身的特定的诞生、兴盛和衰变轨迹。对这样的文化有机体展开分析，揭示其生死之缘由，正是他的文化比较形态学研究的基本工作任务之所在。而这样做的目的，则是要在“西方的没落”视野中像尼采“重估一切价值”那样重新估价西方及其他世界文化的价值：“重估一切价值，此乃是每一种文明最基本的特性。因为一种文明的肇始就是：它将重塑前此存在过的所有文化形式，以另样的方式理解它们，以另样的方式实践它们。”[4]336重估西方文明及世界上众多文明的价值，可以让人们在新的文化或文明进程中创生出“另样的方式”。而这样的对文明价值的重估行为，无疑给予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反思自身的文明构成启示。 不过，对中国现代艺术理论家来说，斯宾格勒的独特的启示在于对具体的文化形态分析路径的务实的铺设：从种种不同文化中挑出各不相同的象征形式、进而再从中挑出其“基本象征”形式去加以研究。当相信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可以成为对应物或对等物的象征形式时，运用特定的象征符号形式去表达特定的意义，就必然会成为该种文化心灵的独一无二选择了。“每一文化都与广延或空间有着一种深刻象征的、几乎神秘的关系，它也要努力在广延和空间中并通过广延和空间来实现自身。”[4]104他的这种“对应物”或“对等物”研究，致力于阐明“一种文化的内在结构与其他所有文化的内在结构是严格地对应的；凡是在某一文化中所记录的具有深刻的观相重要性的现象，无一不可以在其他每一文化的记录中找到其对等物；这种对等物应当在一种富有特征的形式下以及在一种完全确定的编年学位置中去寻找。[4]111这样的论断在今天看来无疑是过于武断了，有可能忽略每种文化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在当时毕竟给予宗白华等中国知识分子以积极的精神感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