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赫金(1895—1975)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哲学、美学、诗学、语言学、符号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均有重大建树。他的思想，不但在其故土俄国，而且在西方各国，特别在法、美、英、加等国，自60年代以来，持续地发生着重大影响。他的学术遗产日益得到深刻而全面的研究。 在我国，巴赫金研究是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开始的。 1982年，夏仲翼先生率先在《世界文学》第四期上翻译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的第一章。巴赫金的名字才首次在我国报刊出现。随后，1983年，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国社科院与美国美中交流学术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会上钱中文先生宣读了《“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的论文（见1983年第四期的《文艺理论研究》，由此拉开了我国巴赫金研究的序幕。这时，一场贯穿整个80年代的“复调小说”理论之争也就开始了。 我国的巴赫金研究，可以说，几乎是紧紧围绕着这一话题展开的。其时的巴赫金，在我们的眼中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文艺理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批评家而已。1987年，在《外国文学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钱中文的《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以及宋大图先生的《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立场》两文，就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特别是其中的主人公与作者的关系问题，阐明了各自的看法。时隔两年，该刊1989年第一期又发表了黄梅的《也谈巴赫金》的文章。此文更属论争性质，主要是针对钱文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同年第四期，发表了钱中文对黄文的反批评文章《误解要避免，“误差”却是必要的》，以及张杰先生的《复调小说作者意识与对话关系——也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该文也是与钱文商榷的。就这样，80年代的巴赫金研究，在围绕着他的复调理论的一片喧嚣的对话声中开展起来了。 上述文章对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的实质、内涵、特点与不足，作了很好的阐明，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认识。在这里，钱中文的几篇文章对复调小说理论的内涵作了较为中肯的、符合巴赫金思想的界定，特别是他提出了以“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主人公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平等的对话关系作为理解“复调小说”的关键所在，赢得了大家的首肯。而宋大图的文章虽然承认巴赫金的巨大影响力，但对复调小说理论，却实际持一种否定的立场。不管是钱文还是宋文，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对巴赫金所谓“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是平等的，即平起平坐关系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其实，巴赫金的这一研究是从作者的创作“视角”出发的，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主人公有时违背作者的主观意愿而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并没有区别（顺便提一下，《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二期上，晓河的《文本·作者·主人公——巴赫金的叙述理论研究》就是针对这点而发的）。黄梅的文章在与钱文的争论中，把“复调”视为一种“读书方法”，而不是什么“创作理论”，是一种从读者的阅读立场出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理解，不失为一种独特的见解。文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钱中文在《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四期上作了有效的澄清。不管情况如何，争论是件好事，不同看法的交锋本身就符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即真理总是在对话（辩论）中阐明的。至于张杰先生的文章，其中对复调的看法，已超越了复调的界线。张先生在文中写道：“复调小说的对话关系实际上是作者通过主人公与读者的对话，复调小说的艺术生命力，它与独白小说的不同正在于此”。我们不禁要问，作者通过主人公与读者的对话，难道不是全部小说，甚至包括抒情诗在内的所有文学，还包括其他艺术门类（如戏剧等）所具有的功能吗？有哪一种文本不具这一性质呢？ 应该看到，巴赫金之所以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称为复调小说，是着眼于他那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可以称为他的独特的叙述风格。因此，复调的涵义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叙述的“多声部”结构，即各种不同的声音各自唱着同一个题目。第二，表现在人物之间的关系上，除了平等之外，还有一种对立的组合关系，例如在《罪与罚》中，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对立的不仅有探长波尔菲里，还有他心爱的索尼娅等等。第三，复调在语言含义上表现为“双声语”形式，即巴赫金提出的微型对白。最后，还可以把复调看作是一种原则，一种世界观。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则要求平等的原则。此外，在笔者看来，复调在小说布局的情节结构上，表现为一种对位的结构。因此，情节的平行结构，几个中篇（短篇）组成的长篇小说(ромзнвповестях)，还有在时间上表现为“共时”、“并存”或称作空间化表现方式，都可以看作复调。 正当大家热切地围绕着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争论不休之际，晓河先生却在拓展着巴赫金研究的另一领域。1988年第二期的《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了他的《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关于艺术时间研究的思考》，对巴赫金在艺术时空研究上的成就作了评述。他说：“巴赫金也在30年代就注意到时空问题在小说中的重要意义了。……巴赫金十分重视对时空的研究，他说，‘体裁与体裁变体正是由它决定的’、‘时空作为形式内容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中人的形象，这一形象本质上说是时空化了的’”。他在另一篇文章（1989年第四期《苏联文学》中的《苏联文学的艺术时间研究》中，把巴赫金视为苏联文艺学中艺术时间流派（即结构诗学中的一个分支）的鼻祖。 除了上述文章之外，80年代还陆续翻译出版了巴赫金的几部重要著作。1987年，张杰、樊锦鑫合译了《弗洛伊德主义批判》（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同年，汪浩翻译了《弗洛伊德主义评述》（辽宁人民出版社），这是巴赫金同一著作的不同译本，后者译自英文。1988年，白春仁、顾亚铃合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李辉凡、张捷合译了《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此书有“出版者的话”，翻译了美国原出版社对巴赫金有版权争议的几本书所做的背景介绍。这些译著的出版无疑推动了我国巴赫金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二 姗姗来迟的我国巴赫金研究在进入90年代后，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时，有关复调问题的激烈争论，基本上偃旗息鼓，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余音。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皇甫修文的《巴赫金复调理论对小说艺术发展的意义》（《延边大学学报》，1991，3）以及张柠的《对话理论与复调小说》（《外国文学评论》，1992，3）。皇甫的文章论述了巴赫金复调理论的美学意义，给小说的创作带来了积极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小说由作者统领全局的局面，“从而带来叙述方面的种种闪展腾挪的变化”。而张文则侧重于某些语言学问题，表明了“对话理论”是“复调小说”产生的基础。这里还应提及钱中文在其《文学理论流派与民族文化精神》（1993年）一书中，把80年代的几篇争论文章结辑在一起，可谓是他对复调理论研究的一种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