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这个看似解决了的文学理论问题，在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2012)里，却被弄得疑窦丛生。在伊格尔顿看来，“虚构理论可能是文学哲学当中最难解的部分”[1](P120)。关于这个话题，既产生了不少洞见，也存在“远高于正常比例的难堪的庸见”[1](P120)，原因在于“虚构的哲学充满了令人愉快的悖论和谜题”[1](P121)。对虚构的混乱认识，与对文学的简单化理解有关。伊格尔顿调侃道，一些人缺乏对于文学的基本理解：“他们对文学的全部知识构成就是福尔摩斯故事，再加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第一句。”[1](P123) 一、关于虚构的几个追问 1.文学和虚构是一回事吗 不少理论家从虚构的面向上定义文学。例如乔纳森·卡勒认为“把一个文本当作文学来阅读就是把它视为虚构物”，摩尔斯·佩克汉姆也认为，文学之所以是文学便在于它的虚构面向。这些观点，显然是在现代小说意义上提出来的。然而，在伊格尔顿看来，虚构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而是有一个词义演变的过程。历史上，最早被视为文学阅读的，就包括那些没有虚构的著述。一些著述并不是虚构写作，却被当作文学文本来阅读。伊格尔顿举例说，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赫兹里特的《时代精神》、西塞罗的演讲、塔西佗的罗马史、培根的《论学术的进展》、拉罗什富科的箴言录、莱莘的剧评，以及爱默生、麦考莱的随笔等，都不是虚构，却被视为文学作品来阅读。由此，伊格尔顿得出结论：“文学并不局限于虚构，同样虚构也不局限于文学。”[1](P123) 再进一步，伊格尔顿发问，虚构是文学的必要条件吗？是否非虚构不足以成为文学。认为虚构才是文学的特质，这个说法显然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如前所述，历史上一些非虚构的作品经常被视为文学来阅读，文学的内涵远非虚构所能概括。另一方面，虚构又不是一个涉及真假判断的问题，虚构和实陈意义上的真假判断完全不是一回事。虚构与小说作为一个同义词，实际是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兴起以后的事。19世纪浪漫主义把小说规训为富于想象的、虚构的文本。这一规训固化了后人对于小说乃至虚构的文本的认识。伊格尔顿强调，无论是“小说”还是“虚构”，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其涵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是历史的、具体的，依托于特定语境的。 2.作者能决定作品的虚构性质吗 也有人认为，一部作品是不是虚构由作者决定。如约翰·塞尔宣称，判断一个作品是不是虚构必然取决于作者的意图。门罗·比尔兹利也主张艺术的定义需参照艺术家本人的意向。罗比特·布朗和马丁·斯坦曼强调，某个论述是虚构，是因为说话方和写作方想要如此。针对上述三位人士的意见，伊格尔顿强调，作品是否虚构并不取决于作者：“只要我在特定情境下就某一特定主题用特定模式写作，无论我想要的是什么，都有可能被当作是在写一部虚构作品。就算加上‘一份真实的记述’标题也无济于事。”[1](P124)显然，在伊格尔顿看来，作品是否虚构，不取决于作者(的表白)，而是与作者在特定情境下围绕特定主题使用何种写作模式有关，即与作品的安排或叙事有关。作者虽然完成了某种“安排或叙事”，但作品一经写出，其是否虚构的认定权就不属于作者了，作者信誓旦旦强调作品的写作“纯属虚构”或者“完全写实”都无济于事。虚构的文本是一种需要在阅读中才能实现其意义的文本。阅读，特别是“虚构化”(fictionalising)的阅读，可以消解作者生产“虚构”或“非虚构”作品的意图。伊格尔顿举例说，尽管“《约翰福音》的作者确实想让他的作品成为纪实，大多数当代人还是把它看成虚构”[1](P125)。读者如何阅读完全是读者自己的事情，其对作品的解读，既可参考作者的意图，也可无视作者的意图，一个成熟的读者，会将阅读的注意力放在“作品的语言、叙事结构上”[1](P125)，而非其他。在阅读中，作品朝向完全不同于作者意图的方向发展。由此，伊格尔顿得出结论：“那种认为由作者的意图来决定作品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的想法是对虚构含义的彻底简化。”[1](P125) 伊格尔顿还从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了“作品的意图”和“作者心中的想法”的区别。“作品的意图”作为“作品中被组织起来实现的目的”，与“作者心中的想法”并不完全等同。“内置于文类当中的意向性很可能会与作者的意图背道而驰。作者即便有心投身某场笔战，但只要他采用小说形式，其语力势必被抵消或者转化。无论作者的意图多么严肃，这种虚构的语境总会倾向于推翻他的努力。”[1](P169)尽管如此，在大多数交往情境当中，言语行为的意图不仅对意义的表达有定型和定向作用，也会制约表达所采取的模式。 3.事实和虚构有什么关系 事实与虚构的关系，越是往前追溯，就越是倾向于界限模糊。伊格尔顿认为，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历史写作是修辞学的一个分支。西塞罗要求历史学家也应该是一名艺术家，昆体良把历史看成一类散文形式的诗歌。在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修辞性的叙事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虚构命题通过修辞来运作，它们假借描述事物的存在方式来伸张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态度取向。在历史叙述者看来，真的事件不排除虚构，假的事件即使努力做客观陈述也难掩其假的本质。虚构是叙事的需要，事实因虚构而被赋予价值取向。所以，虚构不是虚假，虚构作品有能力提出真实命题。在小说中，某个陈述可能既不被视为真实，也不被视为虚假，但在特定的环境例如酒吧里，陈述就可能判断真假。这与陈述从“语言”转变为“话语”有关。话语作为一种语言的实践，意味着语言从“实指”的功能向依托于语境的“非实指”功能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意义非同小可，决定了虚构的自我指涉性和语言游戏性质。当然，虚构和事实也有无须经过语言分析就能见到的某种关联，也就是说，虚构和事实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某个断言在特定时段看可能不是真的，但过了一段时间竟然可以是真的了。伊格尔顿引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尔的话指出，1848年《共产党宣言》里号称遍布全球的中产阶级在那个时代并不存在，但今天已经基本实现了。虚构和幻想之间也不过一纸之隔，因为我们“可以同时做一件事情和假装在做这件事”[1](P129)。精神分析认为，我们称为现实的东西原本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幻想。 4.有些事物既是事实的又是虚构的 例如，有人一方面可以幻想他在享受温暖的天气，另一方面他真的在享受温暖的天气，这也是事实。虚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描写密西西比河沿着密苏里州奔流而下，事实的确如此。《共产党宣言》宣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是锁链!”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句话并不真实。但是一旦转换到政治宣言当中，则获得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性。伊格尔顿认为，作者在创作中“可以把事实虚构化之后再编入某种假装游戏当中，其导致的结果是某个虚构叙事可以全部由经验事实构成”[1](P135)。一个文本可以既是事实的又是虚构的。例如，“一部作品可以同时是小说和回忆录”[1](P126)。这是因为，“作家可能会将一个基于事实的陈述‘虚构化’，套用戏剧化的形式，塑造一些令人难忘的角色，编织引人入胜的叙事，重组该事件的种种特征以期凸显某些道德命题和普世化主题……读者阅读这些作品并不是为了求证经验意义上的真实或虚假，而恰恰是为了追求‘文学’特性”[1](P130)。读者如何阅读，这是读者自己的事情。读者可以“以阅读虚构的态度”来对待一部纯纪实或功能实用性的作品，对于一部实用性的作品也可以采取“非实用的阅读态度”来阅读。而一部作品的“虚构”和“非虚构”性质，在历史的长河里会发生变化——从虚构转为非虚构，或者倒过来，从非虚构转为虚构。例如，《圣经》已经从历史转变为叙事，而有些文本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才可能是虚构。对待一部虚构性的作品，人们关心的并不是这些作品中的真假命题的认识论意义，而是这些命题“在策略上或者修辞上如何起作用”，虚构的本质在于那些在逻辑上真假的指涉性命题“被置于一个不同的语境当中”[1](P132)。虚构，无须依托于事件的真伪来判断，也不必求证于逻辑的真假指涉命题。虚构的本质在于那些“真假事实判断”意义上的“指涉性命题”的“悬置”，而启动一种依托于“语境”的修辞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