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社会生活带来了根本性变革，这使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遇到了强劲的挑战。一方面，文学的现实功用确实不能忽视，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文人作为肉体凡胎也不可能遗世独立；另一方面，在文学的商品价值和功利价值被无限夸大之时，精神价值遭到空前嘲弄，艺术创造的功能整个沦为“文学工业”了。经济地位的严重失落，致使知识分子的精神信念趋于衰落而无法形成社会的中心价值系统；市场经济的列车已经把文学拖上了迷茫的未知之途。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市场经济与文艺的关系难逃两种宿命：媚俗或者背时。故本文打算绕开正题，从文学自身的规定性入手探讨一下中国文学的当代命运。 （一） 讨论文学的现代性首先要涉及到关于现代性的价值定位问题。这里必须指出，现代性作为一种观念和价值，它是现代欧美工业文明的产物，因而有其不可避免的时空局限性。它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准则都有其特定的适用限度，不允许无限扩张，同时也很难与其它文化体系实现价值通约。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以往的文艺观念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陷入了某种二律背反之中：我们崇尚精神文明却又不断地消解精神价值，我们推崇现代意识却又不断地降低现代水准，我们追求崇高境界却又不断地亵渎崇高形象，这使我们的理论和创作都很尴尬。前两年《文艺报》开展了一场“文学价值论”的讨论，居然有论者大量摘引《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试图证明“价值的唯一源泉”是“一般社会劳动”，因而劳动价值论对于文学价值论来说具有“价值的普遍意义”，驳难的一方尽管持有不同看法却将价值本源归结为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其实这对立的双方并无原则上的分歧，他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本文无意理清这笔乱帐，只想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庸俗社会学的尘垢在当代文坛积压得太久了，经济决定论的定势在人们头脑中影响太深了。它把文学的安身立命之本紧紧地拴在了经济的战车上，为文艺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一个极其短视、极其肤浅的功利主义参照系，从而造成了文艺思想上的混乱和实践方式上错位。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定位，我以为最根本的是要回到马、恩的起点上来，回到文学的本性上来，回到人性的根柢上来。这是理清头绪的最好办法。 回到马、恩的起点，就是回到经典作家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艺术基于自由的生命表现的出发点上来，确定人类艺术的根本座标。毫无疑问，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经济最终决定论，但是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并不等于唯一决定作用，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这就是说，不能把“存在决定意识”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和直接，在承认社会历史对文学的影响的同时，不能忽略艺术创造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在马、恩看来，一切精神现象，包括艺术创造，都是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或者说就是这些运动的一部分。但由整个人类无数次既理智又盲目的生存奋斗的普遍的社会运动，到一个作家的具体的创造冲动，这中间经过了多少复杂的中介物的转换，有多少意外和偶然的因素掺杂其间，甚至可以说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揭示社会历史对文艺的影响，就看他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这些复杂的中介因素，而社会历史批评说到底就是对这些中介因素的批评。马克思找到了主体的人，从而为其社会历史的批评的巨大综合找到了一个根本的中介。马克思着眼的是人类本性的诗性气质，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与诗歌相敌对的本质，马克思在断言“劳动创造了美”的同时，多次强调“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密尔顿出于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是他“天性的能动表现”，马克思这种生命本体论的文学价值观，在终极的意义上建构了人类艺术的根本价值规范。以此为起点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价值论绝不是抽象的唯物史观的解说词，它追求鲜活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人类情愫，这是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 回到文学的本性，就是回到人类生存的诗性智慧上来，确定人类艺术的根本内涵。中国人一向活得沉重，这在文人尤甚。如果说过去的“文以载道”成了中国文人一个悲壮的祭坛，那么今天的“文以载钱”则成了中国文人一个悲凉的末路。这是对于文学本性的迷失，它导致了我们的文学思维太过于实用化、理性化了。其实中国艺术的根本精神就是崇尚艺术的人生和诗意的生命，中国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作家，其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都具有审美的超验性，风神潇洒，不滞于物。庄子的艺术精神自不必说，就连人们目若圣哲的孔老夫子也曾神往于“舞雩之志”（见《论语·先进》）。在中国艺术精神的浸染下，充满苦难意识的印度佛教被改造成了充满浪漫情调的中国禅宗，这使中国人能够轻易地超越当下苦难而走向诗化人生。从上世纪开始，西方现代派的先驱及其后继者们就日益向东方的庄禅文化靠拢。席勒自云他在进行哲学思维时诗情占了上风；叔本华的哲学表述简直就等于是抒情散文；尼采压根儿在哲学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上都是诗化的；海德格尔的哲思极富诗的气质，他最欣赏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是：“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马尔库塞倡导审美解放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艺术应该成为现实的形式，也就是使现实艺术化。面对21世纪的人类困境，庄禅精神有可能产生世界性的影响，这是中华文化母体的原血，也是中国艺术精神穿透历史烟云而具有超现代性的确证。由此我想到，当代文学困境之最深层的原因，不是外在因素的冷遇或拒斥，而是作家主体艺术情思的贫乏，我们太多的是浮躁，太少的是诗意，文学的诗意王国遭到越来越多非文学的侵害，象妓女一样人尽可失，什么社会学的、伦理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乃至系统论的，控制论的，都要由文学来给予演绎和证明，唯独生命体验的诗意被忽略不计，社会主义文学成为古典主义的现代翻版。人类文学的本性，根本要点在于把激情、体验和灵性还给文学，展示人类生存的诗意的天性，使审美成为基本的思维方式。 回到人性的根柢，就是回到人之为人的终极追问层面，确认人类艺术的根本使命。人类需要艺术干什么？从最确切的意义上说就是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因此，人不仅是物质动物，还是精神动物，人是唯一能够为了精神追求而死的万物灵长。这是人性的根柢，是人区别于兽性的光荣旗帜。这使人类的文学天生带有一种终极关怀的鲜明特性，它是人类为了拒绝沉沦走向超越而保留的唯一的一块精神净土。无论是希伯莱人对上帝的向往，还是中华先民对原道的钟情，我们都不难体会到人类进取的崇高情怀，这类终极价值是无法进入交换状态的，文学价值永远也不可能转化成商品价值。但是中国文学的市场化进程其实早已悄然而至：一篇小说的轰动效应足以使一个作家跻身“庙堂”或者成为“大腕”，一个成名作家又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名声高价拍卖“文稿”，一个作家可以由卖身而卖文，另一个作家又可以由卖文而卖身。这还是指基本上可称为“文学”的一类东西，等而下之者如大量的广告文学、地摊读物更使文学市场“繁荣兴旺”。由于作家的良知与人格已进入商品交换状态，海德格尔所称的“文化工业”似已产生了。我以为中国文学的市场化步伐走得过于匆忙了一点，至少显得心理准备不足。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宏观经济运行规则，而不是某种商品叫卖方式，或者说它是一种约束机制而非放纵机制，不是什么东西都能进行交换。而且即使在西方社会，文学的走向市场也并不必然导致沦丧，不是非得如此“掉价”。把文学的买方市场理解为精神上的投其所好是很可笑的。尼采宣称“上帝死了，我们要做超人”，体现了西方人在失去终极价值之后的焦虑不安和企图自救的努力；而我们目前的状况似乎是“信念没了，我们都做庸人”，彻底消解了价值中心，放弃了终极关怀，从而事实上导致了价值相对主义：“都他妈的那么回事”。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社会心态。终极价值是各个种族乃至个性安身立命的基石，人类不能没有乌托邦。一篇题为《酸甜苦辣个体户》的报告文学披露个体户的精神失落感，有句口头言足以警世：我们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由是观之，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纪之末的最大课题是文化批判与价值重建。因此，所谓文学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是指一个民族超越现实对于自我生存状态的反思能力，以及在理性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终极价值追问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