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1]02-0071-05 从小说流派史角度而言，毫无疑问，成立于1921年1月4日的文学研究会，是中国小说流派史上的重要界碑，它标示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此，文学研究会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人员结构，纲领主张，都对此后的中国小说流派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学研究会是一个组织较为松散，成员较为广泛的社团，这种结构有利于成员的自由发展，但是这种组织形式的松散，并不意味着他们艺术态度的放任不羁。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发表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就公开主张：“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注：《文学研究会宣言》，见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他们对于艺术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自觉地与文学“游戏”说、文学“失意”说分开界限。“为人生”是他们的理论主张，在这面旗帜下，集结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流派。文学研究会以切实的小说创作介入“人生”，认为文学本质上“是时代的产物”（注：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时事新报》1922年8月11日。），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必须到社会实践中去发挥它的作用，只有这样，文学才有价值，“文学——如果只有他它本身的目的，那也只是没有用的艺术”，“人生的艺术——文学，才能算做真艺术——真文学”（注：耿济之：《〈前夜〉序》，《前夜》，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文学研究会的这些文学主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注重实践理性、关注国计民生的务实精神如出一脉，我们可以说“为人生的艺术”——文学研究会小说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文以载道”传统与“诗以言志”传统的和谐统一体，因此对于现代文学史尤其具备继承与创新的双重意义。 为人生的文学 陈平原在谈到近代小说转型的问题时说：“小说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进而有益于社会进步，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命题”，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梁启超一反中国传统文化中视小说为“小道”的观念，独辟蹊径地提倡“小说界革命的中心主旨启蒙——‘改良群治’”（注：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从而使小说由文学的边缘地带走向了中心。我们从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创作中不难看到这种潜在的文本。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文学研究会小说家们是继承着传统中国文化“载道”的一面，他们似乎要在小说中解决一切问题，“晚清新小说依靠政治助力，以日本政治小说为范本；‘为人生’小说以哲学、理性思考开道”（注：杨洪承：《文学研究会文化历史形态的还原——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形态的个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小说创作如何才能达到“为人生”的目的呢？小说创作如何才能充当“为人生的艺术”？这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仔细思考过的问题，因此其解答也较为全面，他们认为要实现文学为人生，必须同时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是文学作品的水准；第二方面是作家的自身素质；第三方面是读者的接受程度。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他们强调小说的“真”的品格、美的气质与智慧的内涵，所谓真是指来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创造的真实”（注：佩弦：《文艺的真实性》，《小说月报》1924年第1号。），而美则是艺术的品性，至于智慧则是“理性的评度”（注：许地山：《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四依》，《小说月报》1921年第7号。），这三者应该是“不能彼此分离”（注：许地山：《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四依》，《小说月报》1921年第7号。）地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没有美的气质，那么作品就“必定成为一种哲学或科学底记载”；只有智慧的内容，那么小说“便成为劝善文”（注：许地山：《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四依》，《小说月报》1921年第7号。）了。从作家自身的素质来讲，要为人生就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要有文学的修养——叫自我底精神与宇宙同化，与万物表同情。第二要了解人生意义——知道人生价值所在，随时都可发挥。第三要留心社会各方面底考察，揭出他底真相。第四要直接慎重于文章修饰底工夫，合于美底方式”（注：朱自清语，《文学研究会资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页。）。针对读者的接受程度，他们强调了“为民众”是应当注意的问题，“文学里含有平民的精神或文学民众化，乃是可能而且合理的事，但若想叫文学去迁就民众——换句话说，专以民众的赏鉴力为标准而降低文学的品格以就之，——却万万不可！”（注：沈雁冰语，《文学研究会资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显然，文学研究会小说家们已经注意到了小说艺术与读者接受能力之间的差距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认为，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应把握健康的方向，造出“优美的文学作品”（注：沈雁冰语，《文学研究会资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另一方面，在欣赏习惯上又必须照顾民众的心理与习惯，采用机智的、潜移默化的方法“因势利导”（注：叶圣陶：《侮辱人们的人》，《时事新报》1921年6月20日。），提高民众的审美能力。 沈雁冰联系创作实际，进一步探讨了小说如何为人生的问题。他在评论1921年三个月小说创作的现状时，指出了创作内容偏狭，恋爱题材写得太多的毛病，他说那段时间“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百分之九十八”（注：郎损：《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1921年第8号。）。他在一年后又指出：“有人说，中国近来小说，范围太狭。道恋爱只及于中学的男女学生，讲家庭不过是普通琐屑的事，谈人道只有黄包车夫给人打等等。实在这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去做好些的。这实在是现在的作家的环境如此。作家要写下等社会的生活，而他不过见黄包车夫给人打这类的事，他怎样写别的？”（注：沈雁冰：《文学与人生》，《新文艺评论》，上海民智书局1923年版。）所以他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主张作家到民间去，并且推崇鲁迅描写农民的小说：“过去三个月中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像《风波》那样“把农民生活的全体做创作的背景，把他们的思想强烈地表现出来”，在当时的小说创作中几乎“寻不出”。1922年的文学研究会小说创作出现了一批反映劳动民众的人生疾苦的佳构，应该说是与沈雁冰的结合创作实践的理论提倡有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