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到批评家批评今天的文学丧失了介入、沟通现实生活的能力。而在对纯文学的阐释中，则常常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如果文学向内转了，那么外部世界必然被阻隔；如果一个作家关心内心体验，那么他必然漠视社会底层；如果一个作家注重形式、技巧，那么他必然拒绝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 但我们从残雪、迟子建等人近期的小说中，可以发现敏锐、深刻的个人体验对公共性话题的包容与穿透。而这，有力支撑了我们对人类生存与文学丰富性的感受与认知 不久前读到陈继明的短篇《粉刷工吉祥》（《上海文学》2004年第4期），故事乍一眼看上去稀松平常：进城打工的粉刷匠吉祥在邮局汇款时，与营业员发生争执，遭受侮辱后愤而反击。终被保安拿下，接下来是漫长的惩罚过程。最后被送进医院的吉祥差点瘫痪，然而无论老板和同乡如何追问，吉祥都不愿说出受暴真相——小说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是结尾——“接下来，吉祥继续干活。这座大楼很快要粉刷完了。”惟其平淡却愈显骇异。 在小说开头，吉祥并不是一个内向而懦弱的人，遭受侮辱后的愤而还击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在经受了保安“非人”的惩罚后，他“似乎认为，自己有这么一张爱说大话的臭嘴，是有必要吃点亏的”，接着“告诫自己万不可嘴硬”，直至最后“没表现出一丝怨愤”，“笑似乎也不再是原初的了，含着原来所没有的浓浓的傻气和呆气”。风暴过后，吉祥的反应愈是平淡克制，其遭受的伤害便愈发显得惨痛酷烈；小说在叙事的从容冷静与结尾的戛然而止间形成巨大的张力。全篇不温不火，然而从张力内生发的激越的人道主义诘问早已喷薄而出：是什么规训了健康人性？是什么清除了吉祥对人之为人的正当权利的记忆与秉持？ 我们经常会看到，批评家们对今天的文学丧失介入、参与等积极品质的严厉批评。然而面对陈继明的这个短篇，我们很难再轻易地判定文学沟通现实能力的匮乏，也很难断定，当代文学是否真的丧失了介入、沟通现实生活的可能性。 在对纯文学的一片质疑声中，残雪是少数为纯文学的合法性作辩护的人，在她理直气壮的陈述中，清晰可辨的是对鲁迅“揆诸心”与“人各有己”（《破恶声论》）的文学传统的接续：“试想一个人，如果他连自己的内心都不关怀，也不去认识，任其浑浑噩噩，那么他那种对‘他人’的关怀，对于被关怀的对象，又有多大的作用呢？即使当下‘赢得’很多读者，他的作品又能否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福音？恐怕更多的是暂时的麻醉吧。”（《究竟什么是纯文学》，《大家》2002年第4期） 对于因纯文学的日益“保守”而感到焦虑不安的评论家，不是正在指责今天的小说创作忽略了社会弱势群体么？好，现在，属于先锋作家的残雪捧出了她的中篇《民工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主人公“我”在一个“被冻得麻木”的雪夜来到城市，臭烘烘的宿舍，高强度的劳作，在失落与希望间的挣扎……小说故事表层还真与我们对叙述底层苦难的阅读期待相吻合。 然而读着读着，不对了，灰子的“心脏长在体外”，“我”去公园的奇遇，以及骨头外露、“深洞始终没长拢”的腿……阴暗的基调、诡谲而又晦涩的情节，逸出日常经验对生命情境的高度抽象和隐喻，这些仍然回到了典型的残雪风格。当言哥“浑身发抖”着痛哭：“我一合眼，工头就来掐我的脖子”时，你能感受到内心的奴性、孱弱与权力结构生成之间的“合谋”；当最后发现“发生变化的只是我的适应能力”时，你又隐约想到那个在故事开头与“民工团”保持间距而显出常态的“我”，终于吞噬在光怪陆离的权力场中。以民工生活场景为象喻的权力梦魇，直指人的生存处境的一般状况。 针对今日部分作家“主动放弃了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以及建构总体性社会图景能力的疲软，一些评论者提倡强化文学作为“文化政治”的意义。特里·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结论：政治的批评》一章中，否定将文学视为与“人类个人和社会性质的更广更深刻的信念，权力和性的问题，对过去历史的解释，对目前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相隔绝的封闭体系，他认为“这种‘纯’文学理论是一种学术神话”，文学是社会现实与时代政治的组成部分，而政治是指“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既然如此，洞察与揭示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中所潜藏的权力关系，不正是文学的“文化政治”品格的体现？那么纯文学的坚定拥护者——残雪的作品，比如《民工团》，将权力驱动的欲望法则、人性异化与权力运作机制的缠夹，抽丝剥茧地剖析出来，抽象为人类真实处境的一般状况，不正是这个时代中优秀的文学么？这样揆诸内心、个性十足的文学，不也深刻回应了社会生活么？ 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多是给批评家出难题的。因为它无法用这样那样的理论去概括、规约。比如《生死场》，萧红能够写出鲁迅说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写出胡风说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这样一种宏大的民族国家寓言般的诉求，但同时，她的细腻敏锐的艺术触觉丝毫不会受到损伤。这就让人联想起前不久热闹的纯文学焦虑了。在那样的探讨中，我们会看到一些相似的屡被提及的判断，尽管它们也许不会被表述得这么直截，可隐含的逻辑大致不错，比如：如果文学向内转了，那么外部世界必然被阻隔；如果一个作家关心内心体验，那么他必然漠视社会底层；如果一个作家注重形式、技巧，那么他必然拒绝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类似的判断可以一直罗列下去，其语法构成是：“如果……”意味着一种纯文学的表现，“那么……”则是针对这种纯文学导致的缺陷的批判，显然二者彼此冲突，不可兼得。可是在萧红那里，这一点不困难。启发民众的呐喊与自身血肉淋漓的生命体验完美融合，甚至我们相信当她在进行一种创作宣泄时，根本不会去注意艺术构思与社会担当之间的对立。今天我们劈面遇到的问题也许在六十余年前的萧红那里根本不是问题，今天我们对纯文学的前途如此焦虑不安正是因为在萧红那里那种健康的、良好互动的，甚至互动都谈不上，本来就是浑然一体的联系被人为割裂得太深。我们总是在一种潜在的内部／外部、文学／社会的对立框架中理解文学，画地为牢地将二者视为一种本质主义的实体而拒绝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