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0)05-0024-07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世纪80年代由于西学大量地被引进中国，新理论新方法激活了很多传统学科，也刺激促成了很多边缘学科的交叉联姻。较早的如萧兵和叶舒宪利用西方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重新解读中国传统经典，并倡导文学人类学。虽然被有的学者批评为西方出理论中国出材料①，但他们的学科交叉性“解码破案”系列却给传统的国学研究带来了新鲜和兴奋。萧兵和叶舒宪所动用的新理论新方法，其中就有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包括叶舒宪后来所倡导的“三重证据法”——被认为或自认为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超越。时过境迁，他们当初主动“勾引”虽获得轰动般的快感，但毕竟还未真正形成一种学科意义上的方法论体系。稍后的文艺民俗学就是在传统学科无法顺利解决问题的历史情境下，顺应边缘学科的亲和性，交叉融合而诞生。而国外早就存在过这样一门“新”学科，林骧华在1987年就把文艺民俗学(Folklore in Literature)作为一种新文艺研究方法介绍到国内[1]。只不过国外文艺民俗学研究的重点不是作家文学的民俗影响，更少涉及区域文化对作家文学创作的渗透，主要研究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2]；说到底，他们的文艺民俗学研究其实就是民间文艺学的翻版。在国内文艺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其诞生是以宋德胤《文艺民俗学》(1991)、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1991)以及秦耕《文艺民俗学》(1993)这三部专著的正式出版为标志的。在此之前已有的研究还没有上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 一、文艺民俗学研究的两种路径 作为一门学科的文艺民俗学正式诞生之前，闻一多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成功地运用了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方法，破解了很多《诗经》、《离骚》以及上古神话中的悬案和难题。近半个世纪后，钟敬文先生在80年代末撰写了《民俗学与古典文学》一文，呼吁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要想深入下去，一定要利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这篇重要文章后来被当作宋德胤《文艺民俗学》一书的代序。钟先生从古典文学中民间文学所占的位置、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以及研究古典文学如何借鉴民俗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等三个方面，深入论证了古典文学与民俗学的关系[3]。1998年钟敬文先生再次强调民俗学方法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4]。“文学与民俗的联系很自然。因为文学作品是用人的生活的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和传达真理的。而民族的民俗是同人们的生活发生着最密切关系的文化事项。我经常打一个比喻：人们生活在民俗里，好象鱼儿生活在水里。没有民俗，也就没有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文学要表现人，表现人的关系、人的事情和人的思想感情，就离不开与之密切相关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即民俗。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在传统学界，把民俗学的视野、或民俗学的方法引进文学评论、或文学研究，还是比较少的。一些作家曾选用民俗做素材进行创作，如老舍先生的京味小说，鲁迅先生的绍兴味作品等，民俗曾使他们的创作个性大为生色。我同样相信，如果文学评论家们也具有这方面的视野，那他们的研究，在说明文学艺术的境界上就会有所开拓，甚至还可能启发其他一些创造性的思维。”钟先生还举例说，从中国的文学史来看，将民俗学的视角应用在文学鉴赏和文学评论上，也确实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六朝的志怪小说多数是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简单记录。唐传奇中的许多传世之作也取材于民间。2000年，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文艺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认为文学研究的多角度是必要的，其中就包括民俗学，再次强调文艺学采用民俗视角的重要性，并初步论及文艺民俗批评的文化维度[5]。 民俗学诚然能为文学研究破案释疑，乃至锦上添花，有助于更好地欣赏文学艺术，但文艺民俗学却不满足于此。陈勤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始，从学科建设的视角探究文艺学与民俗学交叉融合的可能，认为文艺民俗学主要应以民俗对文艺发展影响的规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民俗学独特的知识、理论、方法对文艺发展的一些主要侧面进行分析研究，力图通过文艺作品的民俗学批评，把文艺学和民俗学有机结合起来，以揭示文艺创作、欣赏、研究过程中的民俗机制[6]3。宋德胤通过研究文艺和民俗的关系，揭示文艺民俗的产生、构成、发展、变异，探究文艺家与民俗的关系、民俗与文艺创作的关系、文艺民俗的独特艺术魅力、文艺民俗与鉴赏和接受的关系、文艺民俗批评等问题，侧重研究书面文学作品中的民俗事项，其文艺民俗学研究更靠近民俗学②。秦耕在其专著中先总论文艺民俗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文艺民俗学的方法和任务，以及文艺民俗学的视角，随后分别论述文艺民俗和民俗文艺，最后还是回归到文学艺术本身，即文艺民俗学跟文学艺术的关系更近③。 如果说以上以民俗学为背景的学者从借助民俗学破案释疑到建立独立的文艺民俗学学科，走的是一种自觉建构理论的路径，那么，从事现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学者走的却是一种批评实践的路径，对民俗学理论方法的鉴借也是不自觉的，更没有从学科建构的角度去搭建自己的理论大厦。前者自觉地建构理论，并打出文艺民俗学的旗号；后者虽没有打出这样的旗号，但其批评实践却是走文艺民俗学的套路。民俗学背景的学者试图强调民俗学理论方法对于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力图建构这门新学科的理论谱系，虽然这样的理论谱系还显得不够严整，但理论探索的前景还是诱人的，只要我们的文艺民俗学研究范式实现真正的升级换代。而研治现当代文学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民俗学方法或视角，也即是钟敬文先生所提倡的“把民俗学的视野、或民俗学的方法引进文学评论、或文学研究”，对现当代作家与文学进行批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实绩。如陈思和自铸民间、共名、无名等术语，重新审视张爱玲的都市小说和抗战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7]，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其领衔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就贯穿了“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无名与共名”、“民间理想主义”等核心观念④。 陈思和在《再论〈秦腔〉：文化传统的衰落与重返民间》一文[8]中论述了任何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必然会在艺术画卷中准确地反映出时代变迁中的社会风俗及文化史，《秦腔》正是通过对传统乡土文化式微过程中的各种现象的艺术把握来展开对当下农村社会状况的揭示。他进而总结说，文学之所以能在农村与家族两大空间里取得重要艺术成就，其原因之一，就是这两大空间天然拥有超稳定的自我调节的文化价值体系，这种体系的运动形式构成了周而复始的循环发展轨迹。虽然从现代性这一因素进入中国以后，这两个空间的文化价值一直受到挑战，关于农村衰败和家族崩溃的故事几乎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但同时它们又始终拥有一种能力，能够及时吸收各个时代的否定性因素，来重新调整自身的生命周期。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直线性的运行，而是在持续的循环中完善自身和丰富自身，即便是走向崩溃的文化价值体系，它仍然会在内部滋生出无穷无尽的新的因素来化解最终命运的到来。这就为“文学的乡村”或者“文学的家族史”提供了想象的可能性。陈思和还在《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9]一文中详细探究了东北民俗文化是如何渗透到萧红的小说创作中去的。通过对《生死场》的分析阐明，坎坷的生活经历和敏感的内心，使萧红的创作非常贴近中国民间的存在现实。王光东也从民间视角重新考量20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的关系⑤。这些学者对民俗学视角的借用，确实拓展了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