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知识系统与阐释方法有着深厚的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基础，其理论思辨、致思方式与价值品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传统思维方式及其理论形态的沾溉，此一特质，尤其深刻地体现在文论范畴命题两两对举的构型及其所指述、所诠释对象的对待统一关系与规律上。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核心之一，对待立义广泛地闪现在古代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贯穿到古人对于天、地、人三界的理解中，成为古代知识体系中一个根本理念与致思方式乃至价值核心所在。探讨对待立义之源流统绪与质态特征，不仅能够使我们对中国古代艺术思想的话语形态、范畴特征以及审美价值追求有一个本源性的把握，而且有助于厘清古代思想史、观念史上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譬如作为对待立义思维最显在的观念对待，阴阳从直观的生命生活经验提升为一套圆融博厚人文理念的精神历程以及“两一观”所展示的古人在认识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所达致的思辨尺度等。本文拟从思想史和观念史的角度就对待立义的哲学基础与思辨特质进行一番知识学梳理，在此基础上，考察中国文论话语中对待立义所呈现的三大特质，即本体论意义上的对待型范畴群体、互动互释质态平衡的意义系统与对待立义求中和的审美价值追求，以及对于古代艺术精神及文论话语的培育与影响。 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体系特征，必然要追溯到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维特征、理论形态特点和价值取向以及建构文论范畴体系的方法论原则诸问题，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传统文论范畴的产生与中国古代文化哲学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不仅表现在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是从中国古代文化哲学范畴、命题导引而来，更显示在哲学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原则对文论范畴的形成及特征的潜移默化上。中国古代文论的对待立义思维源自传统哲学中以阴阳五行及“两一观”为核心的对待立义思想，并在随后的文学创作实践、批评鉴赏及理论建构中得以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所以探讨此一问题，我们不妨首先就对待立义所涵摄、所面对的哲学源流去了解，去分辨。 考察哲学意义上的对待立义思维①，大致思路有二：从思想史的路径考察，对待立义思维的渐次成熟是伴随着早期宇宙观的兴盛，并主要通过阴阳五行的发展演变而形成完整思想系络的。阴阳的起源，古今无有定论，无论从迄今发现的最早文字，如周原甲骨卜辞和西周金文中所见“阴阳”二字，还是《大雅·公刘》歌颂周人先祖择地而居的“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所指“阴阳”均是与天象、地理方位有关的知识概念。现代学者认为，阴阳作为范畴出现，肇端于《国语·周语上》中虢文公劝谏宣王不可废弛籍田仪节，以及伯阳父用阴阳失序来解释地震原因，从《周语》这两条材料来看，至少西周末年，人们已经开始用阴阳来解释自然界一些相互作用的现象。春秋战国以后，随着阴阳与五行合流，“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②，其思想精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汉儒董仲舒建构了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在“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的论断中③，阴阳五行遂成为了天地、四时、人事、性情乃至政治历史、道德伦理的关联性要素。宋儒周敦颐倡太极图说，太极依元气而立，化为阴阳，分而天地，变为四时，推而八卦，这种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的化生结构，完成了阴阳五行在哲学意义上的严谨结合。 从观念史的路径考察，对待立义思维是伴随着古人对于和同、物两与天人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而成熟的，原初形态在先秦业已确立，洎乎宋明精义全出，标示着古人认识客观世界和自身精神世界所能够达到的哲学尺度。从殷墟大量吉凶两端的卜辞来看，殷人已经习惯于一种两分的思维方式。在西周末年的“和同之辩”中，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晏婴“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史墨“物生有两”、“体有左右，各有妃耦”(《昭公三十二年》)等说法，已经是颇为清晰的“两一”观了。老子对于有无、动静问题的探讨，为对待立义建构了一个运动变化的思想体系，《老子》一书，对待立义概念近乎百对，所谓“反者道之动”相互转化的思想亦很饱满。易学总结了对待立义的三个核心命题：“生生之谓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构成了古代知识系统的基本框架。在理学家的形上建构中，对待立义业已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和系统的理论形态了，譬如张载围绕“一物两体”④的阐释，将对待立义相反相成、循环往复、物极必反的特质揭示得相当清楚。至此，对待立义在古代哲学思辨中的发展线索已然清晰，借助气之阴阳对待与循环化生的阐释路径也相当明确了。 在我们看来，所谓对待立义是认识天地人关系的一种方式。在古人的意义世界里，气被理解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作为气之两重性，阴与阳遂成为划分与贯穿所有生命体的对待项，并随着五行的程式化而成为象征宇宙力量的符号称谓。二元对举的方式普遍存在，阴阳的消长、五行的制约是宇宙生成、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总则，无论世界怎样变化，无论人事多么复杂，均可以纳入阴阳五行的解释框架与理论视域中，对古人而言，对阴阳五行的理解也就意味着对天地宇宙前生来世的理解了。以上所述旨在说明，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对待立义思想方法，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方法论原则，源自古人在长期自然、社会、人事观察中对天地人之间最一般联系和最深刻本质的探索，其思想精髓浸透到古代哲学、政治、宗教、艺术、医学、军事、地理诸领域。中国古代文学精神中，正因为包含此一思想基因与文化质素，所以才能既自成体系又独具民族特色。 对待立义思维方式的形成，是建立在天人学知识框架以及气化流行、循环恒变运行模式上的。考察其基本特质，大体有二：一而二的对待性、两归一的立义性。所谓对待性，即两两相对，缺一不可，这是天地人同生共在的结构，按照方以智的总结，“夫对待，即相反者也”，“有一必有二，二皆本于一”，“所谓一切对待之法，亦相对反因者也”⑤，也即一在二中，一参于二，阴阳对待，一气贯通，共同分享着天地人的一致性和类比性原则，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就是两两相对的对待型范畴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