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英国语言哲学家J.L.奥斯汀从行为的角度研究语言，发现并阐释了“施事”(performative)行为，开创了言语行为理论。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在奥斯汀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德里达对语言学领域的“施事”行为理论加以批评和解构，并引发塞尔针锋相对的辩论。这一持续20年的学术争论相继卷入一大批不同阵营的学者，使得“表演性”(performativity)①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概念。不过，真正使得“表演性”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流行话语”的，是美国哲学家和当代杰出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和她的性别研究。巴特勒借鉴了德里达从语言和文化的视角对于“表演性”的重新解读和理论阐释，第一次以性别、身体为基础建构了一种新的、内涵更为丰富的表演性理论体系。也许，我们可以说，没有表演性理论就没有巴特勒的性别研究，而没有巴特勒也就没有表演性理论的今天。 时至今日，“表演性”被广泛应用在语言、文学、文化、表演、政治和法律等不同学科的研究中。德国学者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说：“当‘表演性’这个术语已经在它原来的语言哲学学科失去影响的时候——言语行为理论曾经宣扬这个观念‘言说就是行为’——它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中迎来了全盛期。”②这一概念的内涵此时已经远远超出奥斯汀原来使用时的语义范畴，而且不同学科的学者在使用的时候也会赋予它不同的含义。本文围绕巴特勒对表演性的阐释，尤其是她在性别理论中对于表演性的挪用，分析文化研究中的表演性理论的主要思想，探讨它对于当下开展学术批评的意义。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表演性理论的形成，尤其是奥斯汀、德里达的观点。 一、奥斯汀、德里达与言语行为 1955年牛津大学语言学家J.L.奥斯汀应邀在哈佛大学作关于语言和行为的系列讲座(一共12讲)，据说当时听众反应冷淡。1960年奥斯汀去世以后，人们将他当年的讲座手稿整理出版，书名叫做《如何以言行事》(1962)。这本书逐渐流行开来，直接启发了上世纪后半期不同领域内的理论创新。 奥斯汀首先质疑当时英美语言哲学界盛行的语言观，即语言的使用从本质上讲是陈叙的(Constative)，目的是生产非对即错的描写或者记述。奥斯汀指出，我们的言语表达除了陈叙以外，也可以是“施事的”(performative)，因为它们能够改变现状。这与传统的语言认知有很大的不同。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行为反映这个世界”，奥斯汀认为语言“有能力改变世界”。这不仅仅指语言能产生后果，还意味着，有些言语表达本身就是行动。奥斯汀举的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新船命名典礼上嘉宾宣布“将这艘船命名为伊丽莎白女王号”。在奥斯汀看来，这里的讲话本身就是执行一个动作。“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讲一句话(当然在合适的情形下)并不是描述我在话语中交代的行为或者声明我在行动，讲这一句话本身就是行动。”③ 在界定言语的施事性之后，奥斯汀指出，施事行为能否生效取决于情境。如果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一个施事行为可以说是“适切的”(“felicitous”或者“happy”)。关于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不适切的施事行为”(infelicitous performative)，奥斯汀提到了戏剧和文学的语言。他解释说：“比如，如果一个施事的话语由舞台上的演员所说，或者出现在一首诗中，又或者包含在独白里，那么它有可能是空洞或者无效的。”④奥斯汀强调指出，言语行为理论不包括这些“不严肃的施事行为”(non-serious performative)。奥斯汀的一些学术继承者们往往将这一点看作是他整个理论的基石。也有一些人关心怎样把奥斯汀的分析运用于文学批评。其中，奥斯汀的学生、美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便是在奥斯汀的基础上对文学语言的“不严肃性”进行了系统论述。塞尔将非直接、修辞性的和不严肃的语言使用归入“寄生性话语”(parasitic discourse)的范畴，认为文学语言总体上属于这种“寄生性”和“派生性”的。他认为，与日常语言相比照，文学语言的本质是“反常的”，因为文学作品里的语言没法与事实进行对照以检验是否属实，而且也不需要如此。 与塞尔全盘接受并发挥奥斯汀关于文学语言的“寄生性”相反，德里达以他那标志性的解构策略对奥斯汀的观点加以批判性解读。同塞尔一样，德里达也是从奥斯汀关于文学语言的“寄生性”入手。所谓文学语言的“寄生性”，就是说，戏剧和文学作品中的施事行为一定是模仿日常生活中“严肃”的话语行为，是从现实中派生出去的。德里达认为，这种说法不可避免地含有一种价值判断，那就是，“寄生性”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必须依附于“主体”才能存在。换句话说，它的生命是“主体”所赋予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文学语言的这种“次要”和“从属”地位意味着，文学作品的话语是对现实中原有话语的“引用”。关于这一点，德里达又重新回到奥斯汀的有关论述，即“严肃的”话语施事行为在本质上是“可重复的”(iterable)，也就是说，所谓的“严肃性”话语必然是对现存的书面语言的“引用”。德里达说：“一个施事的话语如果不是重复一个‘编码’或者说是可引用的，它能实现其功能吗？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新船下水仪式上的发言或者婚礼上证词不符合已有的规范，或者说，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完美的‘引用’，那么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吗？”⑤既然日常生活中施事的言语本身就是某种“引用”，那么就很难区分什么是本原的，什么是派生的。德里达试图用奥斯汀的“矛”戳他的“盾”，揭示奥斯汀言语施事行为“二分法”(严肃性/非严肃性)背后的教条主义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