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1)01-0065-04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研讨会”于2000年12月3日至6日在深圳大学召开。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60多位学者，就中国当代文艺批评问题进行热烈研讨。 一、对深圳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评价与展望 与会代表对这个议题充满兴趣。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一川教授，对深圳的贡献作简要回顾后，希望深圳在当今中国文艺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开拓中起到排头兵作用。他说：当前中国文艺批评呈现出多元化格局，以都市文化批评为视野的文艺批评，应当成为其中一“元”。深圳在80年代曾为中国的学术发展扮演过“前卫”角色。譬如，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新学科，是由深圳引进的。1985年，在深圳大学召开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他相信深圳今后也会为中国都市文艺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开拓起到积极的作用。 李小甘这位评论、创作双肩挑的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简要介绍深圳所取得的成绩后强调：“深圳之所以能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深圳火热的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深圳的综合经济实力现在名列全国大中城市的前列，经济强势必将造成了文化强势。深圳已经为本市文艺事业的发展做了五年规划，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名城。经济是城市之形，文化是城市之神。我们将以文化立市、经济强市、科教兴市、依法治市。” 这一席话，使与会代表对深圳文艺事业的前景充满信心。深圳文联主席张俊彪是一位资深作家，他在肯定深圳已取得的成绩的同时，还指出了存在的不足：“这20年来，深圳的文艺作品在全国获得千余奖项，目前就差茅盾文学奖没得过了。但目前也有不足，那就是精品少。再者，高速高效的生活节奏也使文艺界充斥一种浮躁之气，而且文学艺术各门类的发展也并不均衡。” 两位文化官员都诚恳希望学者为深圳文艺的发展出谋划策，尤其是深圳文化发展如何定位，很想听学者的意见。在文化部法规司挂职的王列生教授，强调了文化定位还需要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中国包括深圳应该在国际背景和全球化背景下进行文化定位。要在主体性坚持下最大限度地寻求关联性，要在充分言说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寻求对话质量，要在全面内顾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寻求世界文本阐释空间。”深圳大学吴俊忠教授从“思想深度”、“美学特征”的角度，对深圳文艺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深圳的文艺批评具有与文艺创作比较合拍、文化意蕴具有时代性和当下性的鲜明特色，回应了大众媒介对文学发展的要求，较好地显现了文学的文化传播功能；但同时也存在着思想深度不够、美学特征不足的缺憾，需要引起重视，加以改进。” 与会代表各抒己见。有的学者认为深圳文艺事业的发展无须“定位”，不然反而会束缚其发展。江苏作协费振钟研究员的观点最为典型：特区文化无须定位，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开放性，利用边缘优势，造成文化的多样性。“定位”很容易使“文化”定于一地一时，而失去文化活力。“特区文化”，要突出文化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学者对深圳寄予真诚的希望，希望深圳能在今后中国文化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上海华东师大吴俊教授说：利用地缘优势，同时借助各地（包括海外）人才、思想资源，强化文化批判的主动性（尤其是针对内地文化现象），使特区在文化方面也能成为话题中心。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他提出了具体设想，其中之一是：“建议以深圳大学人文社科院系为核心，创办或合办一家高品位且有独立姿态的文化思想刊物。”学者们的意见，不但真诚，而且很宝贵。如果再过10年20年回头看，其意义一定会更加彰显。 二、为90年代中国文艺批评把脉 中国文艺批评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所以为其诊断把脉就自然成了这20世纪最后一次全国性的文艺批评研讨会的中心议题。学者们都想借这次会议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张炯教授，在从思想和实绩两个方面肯定新时期文艺批评之后，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90年代以来，文学走向边缘，文艺理论批评受到强烈冲击，助长了有偿批评和广告批评，促使批评队伍分流，浮躁、浮泛之作增多，缺乏实事求是的“捧派”、不与人为善的“骂派”不但存在，甚至成为“市场炒作的热点”；理论与批评缺乏沟通，书评家缺乏理论思考，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相脱节。深圳大学博士导师、著名文艺理论家胡经之教授，也对文艺批评的现状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现今的文艺批评广告推销盛行。这种所谓的文艺批评不仅不触及文艺作品的缺点，而且也揭示不出文艺作品之美，有的甚至反而把肉麻当有趣，对色情、暴力、黑幕、隐私津津乐道，垂涎欲滴，这是价值评价的观念混乱和颠倒。”两位老批评家的意见，得到年轻学者的响应。王列生认为：“90年代中国文艺批评存在严重的庸俗利益主义、血缘亲情主义以及非学理主义的倾向，缺乏建构意义和文化参照功能。”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建军博士指出，当前存在的文学腐败破坏了文学生态环境，存在“两种不健康的批评形态：一种是高俅式的“红包批评”，只要给钱，就点头哈腰说好听话；一种是李逵式的“骂派批评”，抡起板斧砍将起来，仗血气之勇，图一时之快。前一种批评是多重主体的腐败性合谋，是文学腐败的一种典型样态；后一种批评则是导致作家与批评家的隔膜甚至对立，因而也是不可取的。这两种批评都败坏着我们的“文学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