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共享的艺术到分层的艺术 传统的文艺理论对文艺活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生学研究，也就是从艺术起源的角度对文艺活动的性质进行还原研究。这些发生学研究曾经对文艺活动的起源问题作出了许多解释或假设，如“摹仿说”、“巫术说”、“情感表现说”、“劳动说”、“游戏说”等等。种种说法似乎已穷尽了关于艺术发生的所有可能。但实际上有一个关于艺术发生和存在的理由往往被人们忽视了，那就是艺术从发生起就具有的作为公众行为的意义。 作为公众行为的艺术形式中最典型的当然就是戏剧。我们可以在许多民族的艺术发生过程中找到从原始的公众仪式到后来的戏剧的发展形态，古希腊的酒神节祭祀与雅典戏剧的关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中国古代艺术发展中尽管戏剧出现得很晚，仍然可以看到原始的祭祀活动演变成了民间歌舞表演艺术如社火之类，而这也是戏剧的粗朴形态。 戏剧艺术和原始祭祀等公众仪式最相似之处就是活动的公众性和仪式性。然而文明社会的戏剧与原始社会的祭祀仪式毕竟有了不同：后者是整个文化群落共享的功利行为，而前者是城市市民的娱乐活动。尽管从起源和早期形态来看二者存在着相似性，然而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城市文化性质的公众艺术越来越不像传统的仪式那样服从于严格的规则：戏剧不再像祭祀，它没有了对时间、场所和特定目的等方面的特殊要求，演出条件逐渐变得随机化起来；同时戏剧演出和欣赏活动不但不是整个文化群落的公众行为，而且随着戏剧以及其他公众艺术活动的丰富化和多样化，戏剧也逐渐变得不再像雅典的戏剧节那样作为城市中所有公民的共享行为，而是成了城市社会中部分文化圈层的活动方式，也就是说分层化了。 随机化和分层化意味着公众艺术开始失去了传统仪式行为所具有的共享体验的性质。由此而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失去了作为整个社会价值体系显现形式的功能。古希腊戏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曾说过，他是按照人应有的样子写，而另一位戏剧家欧里庇得斯则是按照人本来的样子写。这两位作家的差异实际上昭示了古希腊戏剧艺术所表现的价值观念蜕变的一种趋势——索福克勒斯所表现的“应有的样子”指的是人物形象的理想性，也就是表现了被社会公认的价值；而欧里庇得斯所写的“本来的样子”显然是对理想的背离，即对传统价值体系的背离。比这两位诗人的差别更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在悲剧之后崛起的喜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这是一种比较鄙俗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鄙俗的艺术继庄严的悲剧之后在戏剧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作为中国戏剧源头的上古公众艺术活动中，也存在着两种具有不同功能和价值的形态，一种属于祭祀活动，即巫觋的歌舞艺术；另一种则完全是娱乐性质的活动，即倡优的表演。中国上古的巫与优当然不能等同于古希腊的悲剧与喜剧，但有一点很相似：巫觋的乐神歌舞和悲剧表演的神和英雄的事迹都具有一种社会共享的价值背景，而倡优的调谑和喜剧的滑稽笑料则使得这一类艺术表现出一种对社会共享价值的疏离倾向。 尽管在后来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戏剧审美趣味并存着两种基本的不同类型，即偏于严肃、崇高的悲剧或正剧和偏于轻松、通俗的喜剧。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悲剧中，也越来越多地羼入了喜剧的科诨笑料，无论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还是元杂剧，都可以看出这种特点。人们在谈及古典戏剧中的滑稽诙谐内容时，通常强调的是讽刺批判时弊的意义。然而无论是莎士比亚、莫里哀还是关汉卿、王实甫，他们的滑稽笑料决不总是服务于特定的道德或政治目的，实际上被批评家们视为庸俗的笑料，如讽刺生理缺陷、挖苦某些职业或“乡下人”、具有色情暗示意味的性幽默等等，在这些大师们的作品中并非罕见，而这一点往往使学究气的研究者们感到困惑甚至尴尬。其实问题很简单：戏剧中滑稽笑料的意义应当说首先就是为了惹人发笑，即使是大师们的作品也同样如此。制造笑料以引观众发笑，这显然是公众艺术的公众性和娱乐性的要求。但这种娱乐为什么总是带着离经叛道的色彩，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公众艺术在城市生活中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戏剧是以城市市民生活方式的兴起和市民文化的繁荣为基础的公众艺术，它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实际上是市民的价值观念，这与传统的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分歧。市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核心成分是商人。这个阶层一方面受主流文化——即代表着传统秩序、权力和正统意识形态的统治阶级文化——的支配，另一方面又是悖离传统价值观念的实利主义者。这种矛盾性在市民趣味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传统价值观念所表现出的表面尊崇而骨子里疏远的态度。在中国近古社会市民文化的繁荣表现于艺术中就是出现了许多道德意识存在着奇怪矛盾的作品。比如在《清平山堂话本》中有一篇故事“柳耆卿诗酒翫江楼记”，讲的是风流才子柳永柳耆卿与歌妓周月仙的一段韵事。故事中柳耆卿对周月仙一见倾心，但周月仙另有相好，所以拒而不从。于是柳耆卿便指使一船夫强奸了周月仙，然后以此要挟周月仙。周月仙于是便顺从了柳耆卿，“自此，日夕常侍耆卿之侧，与之欢悦无怠。”这段故事中的柳永虽然号称才子，行事却迹近流氓。话本中讲一个才子的故事抑或讲一个流氓的故事，如果只是故事题材的问题，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奇怪。奇怪的是在这个故事中讲的作为传统观念所肯定的才子和从传统道德意义上讲应当被否定的流氓是同一个人，而且从故事的口气和结局来看这个才子加流氓的人物是受到肯定的。这种奇怪的价值观念正是市民精神与趣味的表现。换言之，社会从原始的一体的社会分化为分层的阶级社会，随之而来的便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情感趣味等各方面的分层演化。但这种分层现象本来应当是从属于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结构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的文化也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通过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表现出来。但随着商业经济发展起来的商人化、市民化的城市文化却与传统文化和依附于传统文化的统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城市不能不受制于国家即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市民也不能不服从于社会传统；另一方面，商人——市民阶层，尤其是商业社会形态尚处在原始积累时期的商人——市民阶层，他们的实利主义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说就是与传统相悖的，而城市在经济地位方面的日益发展造成了人——市民阶层实际地位和权力的上升，更使得他们不可能真正服从于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对于市井勾栏中听“说话”的市民来说，柳耆卿的流氓相其实是狡黠，即一种市井式的智慧，因而他作为才子的风流倜傥也就变成了市井意义上的“风流”，即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