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11-0071-06 “强制阐释”是近年来张江先生针对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特征提出的一种重要认识。“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认识”。①张先生将其基本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和混乱的认识途径。该认识一针见血，可谓把握住了西方文论的“病根”。抛开阐释结论不论，单就其运行逻辑而言，“强制阐释”存在方法论上的危机。任何一种方法就其具体运用来说，必须适应研究主、客体条件；同时，方法作为中介，又是对两者的超越。而方法本身，因主体采用思维视角不同，也有深浅层次之分：并且在具体运用过程中，不同方法还可以互补。而20世纪西方文论与批评在上述方面都存在较大问题，具有“强制阐释”倾向。 一、“强制阐释”方法选择的偏误 马克思在论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时说过：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人的本质特点在于其活动必须遵循两个“尺度”完成。虽然文学研究不是艺术创造活动，不以追求感性形象和情感感染力为最终目的，而是诉诸人的理智以达到完美的科学形态，但其顺利完成也必须遵循人之思维两个“尺度”的统一：既立足研究对象客观存在及其演变规律，又密切结合研究目的，在超越两者基础上形成创见，真正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方法选择的对应性和中介性就是产生于人类思维的固有规律。所谓对应性，就是方法必须符合研究对象和主体客观实际，适应主、客体的需要：所谓方法的中介性，意味着方法是沟通主、客体的工具和桥梁，是在超越两者基础上的提升和升华。方法的对应性和中介性是方法存在的前提，忽视前者，方法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漠视后者，就成了单纯为方法而“方法”。 1.方法选择讲究对应性 方法的对应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必须与研究对象内在本质相适应，二是必须符合研究需要，即对应于对象规律与自身目的，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当然，在上述两者中“合规律性”具有支配作用，研究对象的客观属性决定方法的选择和适应程度，方法的合目的性归根到底取决于客体提供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说：“方法不是某种跟自己的对象和内容不同的东西”，方法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②以烹饪为例，为了达到健康而合理的营养膳食效果，针对不同菜蔬必须采取不同方法。若炒做青菜，当以急火爆炒；否则不仅色味不佳，还容易造成营养流失。若烹饪肉食，当以慢火焖炖；否则肉类欠熟，影响健康。当然研究目的也很重要，在相当程度上对方法选择产生制约。以游泳为例，若短距离比赛竞速，自由泳较为省力且快；若长距离自由健身，仰泳和混合泳更具可行性。因此，方法选择必须对应主、客体条件和需要。 在文学研究过程中，方法的选择也必须遵循对应性原理。 首先，文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必须立足研究对象本身，符合并适应对象特性。文学研究方法的产生取决于对象本身，对象本身的多方面内涵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众所周知，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具有整体性，涉及到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事情，既要表现人物心理，又要揭示历史变迁：既要反映人物伦理道德意识，又不可避免涉及政治权力变化。同时，文艺反映社会还必须经过独特的技巧处理，使作品具有一定的审美风格和形式创新。因此，文艺存在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方法选择的多样性，可以说，只要与文艺本质内涵相关联，任何方法对于文本阐释都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当然，在具体批评实践过程中，最佳选择必须与研究目的相结合，最有效的方法可能只有几种或一种。如对《荷马史诗》进行研究，社会学方法、人类学方法、历史学方法、考古学方法、神话学方法等都具有较大适应性，而维柯在《新科学》中自觉采用社会学分析无疑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文艺社会学方法对于该类作品研究更为可行。同理，若对“文革”作品进行研究，“意识形态分析”必不可少；若对诗歌作品进行赏析，审美批评势在必行。 其次，文学研究方法的选择要与主观目的相适应，符合主体需要。一般而言，文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文艺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学术、学理性文学研究报告及结果主要服务于研究机构的从业人员，而不是一般读者大众。可以说，文学研究应追求客观性、科学性。在当前消费语境中，文艺批评领域出现了突出功利目的甚于尊重研究对象的奇观，这使得批评著述肤浅、苍白，失去了应有的认识价值。有些文艺批评论著过于随意，脱离了文本内涵，直奔“主题”；而另有一些研究过于讨好读者，应景随俗，批判价值全无。 因此，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双重适应是选择批评方法的制约性因素。强制阐释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场外征用”理论与方法，其谬误源于对研究对象的忽视和对论者自身需求的盲目放大，没有很好地平衡两者关系，丝毫谈不上尊重客观存在。检视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盛行，可以发现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固然与“理论的批评化”(文学研究和批评成为某种理论或学说的明证)趋势有关，但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方法选择上的偏误。20世纪西方文论肇始于对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和作者理论的扬弃，进而专注于文本和读者因素的张扬。一般而言，立足文本，像进行科学实验那样剖解文本，应该能够产生科学的文学批评。但遗憾的是这些理论家、批评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一味突出作为特殊的读者——研究者本人的主观意识，偏向主观一端。科学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应充分尊重研究对象特质，充分了解、剖析客体本身，在探究文艺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精神指导下，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有序完成研究工作。西方文论中的“强制阐释”研究则对研究对象关注不够，甚至“背离文本话语”，夸大论者主观目的，过于倚重“场外理论”的指导，用“场外理论”肢解文学作品与文艺现象，得出不符合文学实际的片面认识。弗洛伊德分析《俄狄浦斯王》不是为了研究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而是为了宣扬其精神分析学说：格雷马斯通过作品分析提出“符号矩阵”模式，目的也在于探究语言叙事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秩序，而不是作品的创作特色。他们在方法选择方面的“偏执”决定了其研究必然具有“强制阐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