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文学研究会”发起宣言（1920） 我的一些学富五车的师友，前些时在那里正襟危坐地讨论“文学艺术的消闲功能”，这场景看上去十分滑稽。因为与之对照的是另一场景：真正的消闲的大众此时正在玩麻将、下象棋、打台球、扭秧歌……，有几个专程到影院去看电影，到画廊去观画展，到音乐厅去听乐曲……？真正去的也多半不是为了去消闲；那么，还有一拨在那里制造“消闲作品”的“作家”、“艺术家”，说到底他们自己一点都不“消闲”，他们的动机也并不真的要使大众愉悦，而只是以此为手段去骗取大众的钱袋。两个场景一比较，我的那些个师友的“严肃”讨论，岂不显得滑稽？ 这些学者们也许是想以此来引起大众的注意，并进而引导大众。其实，这多半是一厢情愿。消闲的人们，谁会有心思来听学者们的严肃话题？所以，只剩下学者们自己听，这岂不成了自说自语，有何意义？我当初也曾有过这种幻觉，可当我的著作的印数逐本减少时（第一本7550册，第二本5000册，第三本3500册，第四本1500册，而真读的肯定比这印数更少），我失望了，当然个人的遭遇不一定有代表性，但像我这样遭遇的著作者肯定不在少数。所以以此来换取大众的青睐并企图进而引导大众，恐怕终究是徒劳的，说不定倒会被俗世给同化了。多少迎合、迁就、媚俗的学者、知识分子及文艺家，被庸众所同化、吞噬、侵染！ 但我们确实面对大众的消闲潮（虽然真拿文艺作品消闲的人并不太多），确实面对消闲作品的一浪高于一浪的热潮，我们应当正视现实，有所作为，而不能视而不见。问题是，我们应坦率地承认，我们几乎不能直接对大众施加影响，除非继续借助意识形态的力量。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那些制作消闲作品的“作家”、“艺术家”施加一定的影响，而还不要为他们所同化。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只能反其道而行之，张扬我们的理想信念及“人文精神”什么的，唤起那些“作家”、“艺术家”们的良知，在理论上坚定地反“消闲娱乐”论！ 这并非是感情冲动，而是基于文艺本身的事实和历史的规律。 （一）文艺的审美特性与消闲娱乐功能 文艺在一定情况下当然可以有消闲娱乐功能。其实何止文艺，政治甚至都可以用来消闲，战争甚至也可以用来消闲。美国影片《生存还是毁灭？》（又译《是死是活》）中的那位中尉飞行员，便以驾机作战为乐。王朔名著《玩的就是心跳》，连生命本身都可拿来消闲娱乐，对此我们还能说什么？ 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政治、战争和生命的本性就是消闲，文艺同样不能这么说。文艺的确有审美愉悦功能，具有审美本性，但这和“消闲娱乐”论者的“消闲娱乐”是有本质差别的，决不能混为一谈。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和偏向，多半都与在文艺审美功能问题上的思想和观念的混乱有关。 文艺的审美功能，是诉诸人的心灵的。它具有感性的外观，也经由感性进入人的心灵。但它决不是纯感性的，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理性，像盐溶于水一样渗透其中。连严羽都懂得“羚羊挂角”，严羽总不是文艺的功利论者吧？康德就更深解此中三味了，他将文艺看成是沟通感性和理性、联结此岸和彼岸的桥梁，康德也不是主张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论者呢？就是席勒、斯宾塞主张“游戏说”，也没有完全把文艺当做是消闲娱乐的，而是认为在游戏中达到心灵的超越、灵魂的升华。 而这与大众的“消闲娱乐”是多么的不同啊，简直是天壤之别！大众的消闲娱乐，是艰苦的工作之余的放松，是紧张的劳作之后的松驰，基本上是感性的消遣，甚至是官感的娱乐。这么说并无否定这种“消闲娱乐”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们充分肯定这种消闲娱乐的积极意义。首先，从历史价值看，它是社会进步和环境宽松的表现；其次，它也充分表明了人获得自由解放的程度。虽然这么说的时候，我们要补充说，工作、劳作本身也并不总是异己的，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它们同样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和展现。它们和消闲娱乐的关系，是一张一驰的关系。工作、劳作可以异化，消闲、娱乐同样可能异化，否则怎会有“玩物丧志”的警告，一直伴随了我们几百年了呢？所以，既要看到消闲娱乐的积极意义，也别忘了它们的消极作用。而在今天大众的消闲娱乐中，有时消极面甚至大于积极面，所以要提倡健康的娱乐，不然，往往就滑向赌和嫖及相关的劣行上去了。 也许，可以用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来引导大众进行健康的娱乐。这想法不错，但会有两个问题。首先，文艺在消闲娱乐方面永远不及真正的消闲娱乐品，如麻将、台球、象棋、游戏机等等，真想去消闲娱乐的人们，很可能对你提供的贝多芬、梵高、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不屑一顾，或懒得去顾，你岂不成了对牛弹琴？这并非我们胡说，而是事实，否则就不会有严肃文艺的危机了。其次，为了真正让大众通过文艺去消闲娱乐，就不得不降格以求，制作具有文艺形式的消闲娱乐品，以投其所好。这就是“消闲文艺”。由此我们转入第二个问题。 （二）消闲文艺的品位与格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