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学一向注重散文（广义的）和诗歌。我国可以说是散文的大国，诗歌的大国。因此，中国的散文可以说是历史久远、传统深厚、成就显赫的。 古典散文的起源大约很早。《尚书》之前，那些出土的“甲骨”上面有关争战、祭祀的简约记载就已透露了它最初的消息。我们说，散文的源头与汉字的创造、使用大体“同步”，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吧。古典散文的第一个高峰发生在纪元前五世纪左右的春秋、战国之际，即史称“百家争鸣”的那个历史时期，“礼崩乐坏”之后的思想解放催生了《论语》、《道德经》、《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一大批见解独异、锋芒四射的“哲学散文”，使汉语说理、议论的功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和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在“散文学”方面以哲学、论理起步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东、西方两大文化在“散文学”方面皆以重“理”的哲学散文揭开光辉的第一页，这个史实颇耐人寻味。两汉的散文有较大发展、变化，司马迁的《史记》在继承了《左传》记“事”、《国策》记“言”的宝贵传统上又极大地拓展了叙事、写人的表现功能，创造了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文学丰碑，奠定了“史传散文”的不朽基业。魏晋南北朝时期又遭逢“乱世”，征战连年，白骨蔽野，“朝露”、“转蓬”的人生感悟，给当时的创作涂染了一层浓厚的“慷慨任气”的悲凉色彩；加之“佛教”盛行、“玄学”风起、“礼教”衰微—这样，思想和心灵的解放遂造成了“人”的觉醒。鲁迅先生把魏晋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是很正确的。这和东方两大异质文化（佛教系印度文化）的碰撞、融汇颇有关系。这个时期，诗歌方面“五言诗”成熟了，“七言诗”已见端倪；小说方面《搜神记》等的“志怪”、《世说新语》的“志人”已雏形显现；散文方面陶渊明、郦道元等或归隐田园、或浪迹山水的“写心自娱乐”的抒情、写景之作更一时间成为风气；当然，文学理论方面如《文心雕龙》、《文赋》、《诗品》等“体大思精”巨制的辉煌就不必多说了。魏晋六朝“文学散文”抒情、写景功能的拓展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着深重久远的影响。不幸的是，这种“文学自觉”的负面效应是“形式主义”的泛滥、膨胀——这就引出了唐代韩、柳“复古”的古文运动，使散文又回到了“载道”或“明道”的旧路上去。虽然如此，“唐、宋散文”毕竟熔先前的“哲学”（说理议论）、“历史”（叙事写人）、“文学”（写景抒情）于一炉，以境界的廓大（所谓“盛唐气象”）、表现的丰富（议论、叙述、抒情等手段齐全）开创了古典散文一个璀璨的新天地！我个人比较偏爱苏东坡的散文，认为从宋以后（即苏东坡后）才确立了“抒情性”在散文中的坚定地位。明、清确有很好的“小品”，如袁中郎（宏道）、王渔洋（士祯）等，袁氏三兄弟的作品周作人、林语堂都很赞赏；我个人的早期散文，颇受古典传统散文的影响，渔洋山人是清初的大诗人，散文颇富韵味，我很爱赏它。只是因为他的诗名太大，把文名给掩盖了，直到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家还很少提到它。对古典散文的大略看法就说到这里吧——取“大端”而略“细节”。 近现代散文是这个激变、动荡时代的产物。从内容到形式，从语体到语言，都发生了堪称“革命性”的变化。“五四”以后的散文与古典散文相较，“白话”替代了“文言”，是文字媒体的改变；纵意、随心的“即兴”笔墨替代了启、承、转、合的严谨“规矩”，是内在精神外现为结构、布局的改变；鲜明的主体“个人”（个性、人格）替代了宗法的“君亲师”，则是最深层、最根本的改变。这种种改变植根于古老中国的“图强自救”；也和各种“新思潮”的传播、刺激密切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中、西两大异质文化的撞击、交融造成了自“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次散文繁荣，揭开了“现代散文”辉煌、崭新的篇章！ 但过分地强调散文的外来影响也不很妥当。“外援”和“内应”，后者当是更为重要的根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这样一个文化昌盛、传统深厚的大国，不能想象、也不可能离开民族文化的沃土，离开现实生活的滋养。如果说最初的随笔尚有“横移”倾向的话，那么，一旦付诸实践即同时开始了“本土化”的改造、熔冶过程。事实上，像俞平伯、冰心等人，就是中国化的；鲁迅、周作人等人，外国的既懂得，中国的功底又很深；只有一小部分人是高度外国化的，如徐志摩、梁遇春等。但即使是这些人，也并不那么纯粹，如徐志摩的散文，其结构虽是外国的，可遣词造语主要还是中国的，梁遇春“纯粹”一些，他是学英语的，其散文受英国“随笔”影响较深，号称“中国的伊利亚”，但他恐怕也还不是百分之百的“洋化”——他是用“汉语”写作的，而“汉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想完全“逃离”是不大可能的。 现代散文范围还是较宽泛的。议论性散文（政论文、学术文、杂文、随笔等），叙事性散文（通讯、速写、报告及记事、记人文等），抒情性散文（抒情小品、游记、散文诗等），三“体”并包。斗争的时代和现实的人生呼唤和决定了这种“大散文”的格局。我在《试谈小品文》（1927年《文学周报》第7 卷）一文中说：散文有两个主要“元素”，即“情绪”与“智慧”；还说：散文不论“姿态”怎样的殊异，都须符合一个“共通”之点，即“精悍、隽永”。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葆有“摇动读者心灵之力”。现在看来，那两点大体上还是讲得过去的。文学的力量就是摇撼人心、醇化灵魂，这就不能离开深醇的“情”、“智”。 当代散文我看得较少，说不出太多的话，只是感到“十七年”间散文创作不够活跃。特别是原来在“国统区”生活、斗争的作家，不太受重视，创作稀少了。另外，散文中的“个性”不那么鲜明了，讲“真话”较难，“假、大、空”有些泛滥。但即使是这样，巴金、冰心、吴伯箫、曹靖华等老作家还是有些好文章问世的。我的老乡秦牧写得很认真，黄秋耘则颇有才气。粉碎“四人帮”后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散文苑囿像久旱逢春雨的大地那样，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报告文学”自立门户了；“史传文学”也行将独立；“杂文”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文体“净化”的趋势已比较明显。当然，“散文”自身的发展有它内在的规律，有时还要考虑到它的外在影响。至于“未来”会如何，还是不去“算命”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