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抒情话语是一个庞大的部族，这个部族下面容纳了众多的抒情话语类型。从简短的呼号、诅咒、祝愿到繁复的祈祷、颂歌、抒情诗，这些类型组成了洋洋大观的抒情表意系统。分析众多抒情话语类型排列出来的光谱，这不仅意味着概括某个时代的抒情模式，同时还意味着为这个时代的抒情诗——一种最为重要的文类——提供形式层面上的背景资料。这些背景资料可以表明，种种抒情话语类型如何挤压乃至插入抒情诗；另一方面，抒情诗又如何依赖文学传统的名义抵制和拒斥这些类型——两者之间的张力恰恰为这个时代的抒情诗样式提供了重要的坐标。 在巴赫金看来，类型显然是话语的一个强大规约。人们首先按照语法的约定排列每一个字、词，使之成为句子；但是在更大范围内，句子的组织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言语流”，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秩序将由类型决定。巴赫金指出，人们只能在固定的类型里面言说，所有的言说无不依循一个相对稳定的总体结构。语句和类型同时进入人们的经验和意识，掌握某种语言也意味着熟知种种话语类型。不论是礼亲致意、商务用语、宾主告别还是外交辞令、情人私语或者街头争吵，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千差万别的类型规约。言说和倾听，这是将自己的话语纳入特定的类型，并且猜测对方表述的所属类型。巴赫金作出了一个类比：类型对于话语的组织如同语法一样。〔1〕 但是，巴赫金并没有忘记补充说，类型和语法之间的相似仅仅是有限的。字与词在语法的意义上结合为标准的句子。可是，如同巴赫金反复论证的那样，从字、词到句子，这些语言的表意元素均无法在语境之中显出完整的意义。任何人都可以调用这些字、词、句；作为一个孤立的片断，它们不可能专门归属于特定的言说主体，并且得到恰当的回应——除非这些字、词、句超出了语法层面而体现出类型的意义。类型比语法更为可塑而且富有弹性，这是由于类型之中保存的社会因素。最为重要的是，类型的规约形式充分地考虑到言说主体的社会关系——即说者，听者、参预者之间的交织和回声。类型意味着在三者之间制造出适宜的格局，最为有利地表述自己和回应对方。所以，巴赫金把类型视为语言历史和社会历史的交叉地带，某些类型的兴衰暗示了某个阶层、某种对话场合、某些交流圈子的崛起或者隐没。这里，时代压力通过言说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改变了众多类型的光谱排列。这种调整无疑可能延伸到文学王国，导致文类的震荡、瓦解和重组。事实上，这同样是抒情话语类型与抒情诗之间的连锁关系。 抒情话语类型的集中展览可以证明，人们刚刚经历过一个抒情的时代。这个时代炽烈如火，声势惊人。种种激动人心的事件不断出现在地平线上，让人们应接不暇；许多人为这些事件搅动的轩然大波席卷而去。他们身心振奋地为这些事件纵声高唱，或者掷出一连串愤慨的诅咒。一波三折的历史沧桑并没有引出多少深刻的喟叹和感慨，人们更多地为各种巨变而亢奋。黑暗，曙光，解放，乌托邦，劫难，再解放，这一切都成为抒情话语的温床。周围出现了强大的抒情气氛之后，人们放纵地将所有的心情投入大气磅礴的风起云涌。散文时代的务实、沉思、宁静、玩味乃至慵懒在这样的时刻没有地位。黑格尔仅仅将散文意识形容为僵硬的知解力，形容为孤立和静止地割裂事物的呆板之见，这多少有些偏心。〔2〕散文时代意味着， 人们已经从一个狂热的飓风中心撤离出来，慢慢地咀嚼某一个时代片断，或者立身局外为一个时代画像——这也就是叙事或者论说。叙事或者论说排掉了多余的一己之情，言说主体必须深刻地洞察因果关系、历史逻辑和人类性格，而不是将外部世界的事迹当成了言说主体心情的镜像。相反，抒情的时代抛开了叙事和言说的超然风格，逻辑、推断、衡量被压缩到了最小限度；人们进入了沉醉的迷狂状态。在抒情的迷离眼光之中，许多景象变得简单了，同时也变得强烈了。 在这样一个抒情的时代，抒情诗的命运如何？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抒情诗是这个世纪变化最大的文类之一。“五四”时期新诗的出现无疑导致诗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从此，抒情诗的解放似乎带来了一个明显的繁荣。人们遇到了繁多的抒情诗品种。从民歌、歌谣、打油诗、政治抒情诗到象征主义，意象派，口语派，一茬一茬的抒情诗从五颜六色的文学刊物上冒出来，等待人们的收割。可是，上述的数量并没有成为造就杰作的必然基础。相反，铭记于诗史的经典与浩浩的新诗不成比例。许多名噪一时的抒情诗迅速地黯然失色，成为一些无滋无味的过时辞句。这显然与抒情的时代形成了一个悖论。也许，不少人可以察觉到某一类型抒情的匮乏——通常，人们的耳朵灌满了口号所抒写的时代最强音，但是，人们很难听到一个灵魂充血的真诚吟唱。集体的声音将雄壮的夸张姿态赋予抒情，个人的声音在这种姿态的反衬之下显得微不足道。一些诗人认识到了抒情诗的潜在危机，不满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出发，冲出种种已有的抒情诗边界，企图为抒情诗找到一个称心的家园。另一些诗人站在今天的时间纬度上，用不无怀疑的眼光重新打量“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为新诗带来了什么。遥想中国古典抒情诗的光荣历史，这些诗人痛心地认为，莽撞地抛弃古代汉语——亦即文言文——也许是一个历史性的严重错误。〔3〕 如果将抒情诗置入抒情话语类型光谱内部，共时性的类型关系有可能为抒情诗演变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解释——类型光谱的特征如何投射到文类之上。可以从许多初级的抒情话语类型之中看到，它们是明朗的，具有震撼性的，并且或深或浅地引致身体的亢奋。语义识读之后，人们的意识将产生某种巨大的冲动、起伏；尔后，这种冲动将进入身体，流注于五官四肢百骸，形成生理反应。这是我企图引入的一个视域：身体，准确地说是抒情话语与身体的关系。日常环境之中，许多类型抒情话语的旨归都指向了身体。这些抒情话语是身体激动的前奏，或者是身体激动的一个疏导。无论是叫骂、哭嚎、诅咒还是祈祷、命令、祝福，这些抒情话语都程度不同地隐含着身体的动作性，包围着语词的特殊语调暗示了身体企图参预的强大欲望。作为身体的一系列器官，喉部的高昂发音、全身肌肉的紧张到手舞足蹈，这是一个必然的递进。不难发现，抒情诗的高雅并不能拒绝所有的身体亢奋；文类的意义不过是富有技巧地将身体亢奋纳入美学情调。换一句话说，身体亢奋恰恰是抒情诗从属抒情话语类型光谱的标志。因此，抒情诗的超越无宁说在于，这些精心组织的辞句将在穿过身体之后继续击中了人们的精神纵深，开启精神纵深的一个崭新维度，或者重构一个内在空间。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文类的功能是通常的抒情话语类型所不可企及的；这时，抒情诗才成了反抗庸常、尘俗和琐碎的精神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