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批评走向了独立化与专业化，以“新批评”派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批评逐渐在美国大学的文学课堂上成为主流。而与“新批评”派几乎同一时期发展的芝加哥文学批评派，①在其领军人物R.S.克兰(R.S.Crane)的带领下，却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文学批评道路。虽然两派都试图打破从社会、历史角度进行文学研究的传统，建立一种立足文本的文学批评。但不同于“新批评”派以语义分析法作为批评的基石，克兰希望通过文学批评的学科化，建立更加整全的文学研究体系。克兰持有的是杜威式的古典实用主义审美形式观，他的形式批评包含了对“意图”、“情感”等问题的思考，把作品形式理解为读者与作者交互协作的动态过程，这种形式观是有机的、生成的。② 在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研究中，克兰将这种形式观的伦理性质与古老的模仿问题联系起来。将模仿看作伦理行动，关注包含在模仿中的自然目的，是克兰区分说教式的道德批评与模仿的伦理批评的前提。正如有学者指出：“‘芝加哥学派’不同于‘新批评’的最大特色在于其对亚里士多德诗学观念的倚重，尤其是他对‘有价值的形式’的重视，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对诗所作出的形式上的规定都是与其对诗的伦理效果的关切联系在一起的。”③对于R.S.克兰和芝加哥文学批评派的其他成员来说，“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不仅是一直伴随着他们的标签，也成为了他们这个学派的别称。对此，麦基翁(Richard McKeon)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学派’，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所持有的共识来自于对当前哪些问题应该进行学术对话，但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是一致的。”④韦恩·布斯(Wayne Booth)指出，这样的标签不能体现以克兰为领军的芝加哥学派文学批评家们所从事的多元化研究，“只有外人才会认为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单一的统一方法论”。⑤ 在芝加哥文学批评派的代表性论文集《古今批评家与批评流派》(Critics and Criticism，Ancient and Modern)中，布斯所说的那种多元性鲜明地体现在了诸篇论文的研究范围上。⑥虽然学派成员表现出了广泛的文学研究兴趣，但克兰对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钟情依然招致批评与质疑。兰色姆认为，克兰无法依靠自己寻找到有效的批评方法，于是转向权威，试图复兴古代的遗物，因而使他们本身也古旧过时。⑦维姆萨特称克兰与其同伴的文学批评所犯的是“新古典主义的类型谬误”。⑧与“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一样，都是现代文学批评不应踏入的歧途。韦勒克则讽刺道：“这群人物肯定了不同的批评方法的多重性，而且自称服膺亚里士多德是‘基于假设，而非拘泥于教条’。”⑨事实上，对于克兰来说，成为某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正是向亚里士多德学习的最坏方式。在1957年出版《古今批评家与批评流派》精选版时，克兰删去了所有与“新批评”派直接论争的文章，并在新撰写的前言中提及了“新亚里士多德学派”，这一由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所给予的称号。克兰说：“伯克了解我们当时活跃其中的研究领域包括了《诗学》及其他亚里士多德的文章，他的这个称号是限定性的，我们虽然不愿接受它，但是这确实揭示了我们活动的一个明显方向。”⑩克兰相信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包含了对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等重要问题的回答，现代文学批评家应当在亚里士多德指引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并非因为克兰将亚里士多德看作一名“权威”，而是因为他相信在“新批评”派的形式批评及其所代表的文学观念崛起的时代，重审《诗学》中对于文学艺术与人之伦理心性关系的探讨，具有格外迫切的意义。 一、基于“文类”说的文本形式观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重点讨论了古希腊的三种诗作类型(叙事诗、悲剧诗和谐剧诗)，其中模仿、净化等概念更是影响深远。按照今天的学科视野来看待《诗学》，很难将它归为纯粹的文艺理论著作或美学著作。如果要发掘《诗学》对于现代文学批评的启发性价值，便不能囿于具体的理论观点，更要借助其去探究人们对文学艺术所作理解中的古今差异，以及差异背后的根源。克兰对于《诗学》的讨论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他既将诗学理论看作是具有发展性的批评理论，又不仅仅从批评理论层面把握《诗学》的价值。 在《诗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概述了该书要探讨的基本论题，他首先列举出一系列探究对象：“关于诗的艺术本身、它的种类、各种类的特殊功能，各种类有多少成分，这些成分是什么性质，诗要写得美好，情节应如何安排，以及这门研究所有的其他问题，我们都要讨论，现在就依自然的顺序，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11)克兰认为，这段如同题解般的开场文字，表明了诗的结构问题之于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克兰指出：“所谓结构，简单地说就是使作品的材料成为一个单一的、确定的事物的总体性准则。而对于结构的探究，可以回答为什么这些手段和局部的安排在作品中是恰当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在艺术上作用于彼此以及作品整体。”(12)克兰认为，现代文学批评尤其缺乏对可能的、多样的组织原则进行甄别与评价的训练。面对声势高涨的“新批评”派，克兰指出他们所提供的语义分析方法至多只适用于一类诗作。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对于悲剧诗的探究更能够对文学批评有所启发，因为他既提供了对结构性各部分的分析，也评价了不同结构组织原则的高下。探究整全的诗作与组成这一整全的诗作的各功能性部分，这构成了诗学的独特知识。亚里士多德对于知识有著名的三分法：静观知识、实践知识和制作知识，前两种的典型代表分别是数学与伦理学。诗学研究的对象涉及制作诗的技艺，它应当归入制作知识。克兰指出，伦理学这种实践知识与诗学这种制作的知识实际上紧密联系，因为“亚里士多德省察到，我们探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知道什么是美德，而是为了成为一个好人，做出有德的行为”。(13)在此，克兰强调了诗学与伦理学之间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实践知识以追求行动中具体的善好为目的，而作诗活动所追求的好，是存在于制作的产品之中，而超越于产生它们的行动。诗具有独立于其制作者的性格和动机的价值。因此，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仅仅了解作者是无法使我们充分判断他们的作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