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化象，作为接受美学上的一个新概念，是我在《诗词鉴赏中的审美意象再创造》一文中提出来的。在《诗词鉴赏中的审美意象再创造》一文中，我把接受主体观照诗词时，在心中形成的新的艺术形象叫化象。其实，这也适用于称呼在鉴赏其他文学艺术作品时，浮现在鉴赏者心头的新的艺术形象。因此，比较全面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化象是接受主体借助文艺作品所提供的意象世界，在一定的世界观指引上，融进自己的经验与知识，进行感受与体验，积极展开联想与想象，补充和丰富原作品的形象，从而重构原作品所提供的意象世界，在心中幻化出来的新的艺术形象。跟化象关系最密切的是被称为本文的文学作品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化象是由作为审美对象的本文的审美特性与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的审美结构，这二者的高度契合才形成的。 意象是作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的体验、感受和理解，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化象是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思想感情和审美观点来对作品进行理解和体验，并借助想象来重构作品所提供的意象世界，创造出来的他心中的艺术形象。因此意象不是现实世界里具象的照象，化象也不是作品里意象的复制。可以这样说，意象是现实生活中具象的变形，化象又是作品里意象的变形。具象、意象、化象，这三者之间既有相似之处，而又各不相同。意象一经物化为作品，也就基本定型。化象却有更大的不稳定性，总是在随人而变，随时随地而变，永远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意象的创造受到具象的制约，化象的创造又受到了意象的制约，但不管怎样变形，总有依稀可认辨的一面，春天的桃花无论如何不可能变形为夏日的荷花，陆地上的绵羊也不可能变形为海洋里的大鲨鱼。尽管西谚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但终究还是哈姆莱特，不可能变形为奥赛罗或别的什么人。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断言，化象乃是接受主体的能动体与本文的制约性相结合的产物，是接受主体遵循本文的导向而创造出来的新的艺术形象。 作品的真正艺术价值，只有通过读者的再创造，才能得以实现。本文与接受主体对化象的产生来说，是缺一不可的。反过来说，化象对作品与读者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文艺作品只有通过化象才能实现其艺术价值；而读者则通过化象来“直观自身”，在审美对象中找回自己。正因为作品对化象的产生有规范与制约作用，因此我们才对作品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坚决反对低级庸俗的读物，不赞赏艺术水平不高的作品。同时，也正因为接受主体有驰骋想象与灵活创造的一面，因此我们才要求读者不断提高思想境界、文化素养与审美能力，并不断丰富社会生活经验。大致上，读者在初读作品时，他的思维必然遵循作品的导向展开，一旦读者完全读懂了作品，把握了作品的整体精神以后，就开始驰骋想象，补足原作品中的大片空缺，重新建构作品中的意象世界，创造出比原作品中的意象更为完美的艺术形象──化象。 我始终主张，接受主体只有在把握了作品的整体精神以后，才能进而展开对化象的创造活动。当我们观照一首诗时，必须把整首诗看成是一个艺术符号，化象的形成就是接受主体对这个艺术符号整体的破译，而不是断章取义地对其中个别警句的鉴赏。对警句鉴赏只能作为加深对整体理解的一个手段，而决不能替代对整体的理解。正如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所说那样：“采着花瓣时，得不到花的美丽。”接受主体只有在对整个作品这个完整的艺术符号的底蕴进行破译后，才有可能创造出比原作品更丰满、更生动的化象来。 二 本文对形成什么样的化象，具有规范和制约作用，因此要形成完美的化象，首先本文必须是感情丰满、形象鲜明生动、内涵丰富和存在大片空缺，以及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等。 但文艺作品一经创作主体写出来后，也就定型了。虽说本文对接受主体有制约与规范的作用，导向读者去展开想象，进行再创造；但这还需要读者能理解作品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与想象能力等等才行。如果读者没有一定的水平，就不可能进行审美再创造，也就产生不了化象。因此，要想得到完美的化象，有了好作品以后，还需要有称职的读者。从接受主体方面来看，要求具有以下一些条件： 1.正确的世界观与思想方法 接受主体的世界观，对产生什么样的化象常常起决定作用。因此，我们要求读者不存偏见，对作品能正确理解。记得在前些年，有一位朋友拿起了一本杜甫诗集，翻到《后出塞五首》，才看了两句（“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就非常认真地对我说：“杜甫的名利思想太严重了”，这就是缺少历史主义之故，因而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从而就不可能创造出符合诗意的化象。 不同的认识，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化象。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有过精辟的论述：“《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围秘事……”晚唐诗人韩偓，他生于末世，曾深受昭宗赏识，屡欲拜相，因他本人固辞而作罢，后又为朱温排挤，一再贬官；朱温篡唐后，逃往福建依附闽王王审知。他的诗写得十分妍丽凄艳。因此不同的人在读韩偓的诗时，有不同的理解：年轻人把它看作情诗；老学究则说这些诗都“别有寄托”，诗人在这些诗里实际上用托喻的手法表达了对朝政的看法与身世之感；注重政治意义的人说诗里揭露了大官僚大地主的荒淫生活；道学先生却说这是些“颓废的艳情诗”。 2.丰富的文化知识与生活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