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以W·伊瑟尔与H－R·姚斯为代表的一批联邦德国文艺理论家提出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文本意义阐释理论，震动了当时的西方文艺理论界。几乎与此同时，美国的一批学者也围绕着读者展开了争论，其中S·费希、N·荷兰德及D·布莱希各自提出了独特的阅读理论，即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三人之中，又数费希在理论界的影响最大，引发的争议最多，这些影响与争议主要来自他的阅读阐释理论。本文拟对这一理论进行扼要的归纳，着重指出其中引起争议的几个方面，并就此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有必要解释一下本文中“阐释理论”的含义。“阐释”一词在批评理论中主要指对文本意义及其形成过程的研究。当代西方文学批评领域中，有的理论家（如H-G伽达默尔、E·D·赫希）专门致力于探求文本意义的源泉，研究其存在的方式、实现过程以及验证方法，他们被统称为文学批评中的阐释学派。但从更广的意义上讲，阐释活动则涉及到文学批评的一切方面，对文本意义的阐释历来就是文学理论关注的对象，当代西方文论的各家各派，几乎都是从文本意义入手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正如K·M·牛顿所说：“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强调对文本的阐释。”①本文中论及的便是这种意义上的阐释。如牛顿所言，始于六十年代，席卷欧美文论界的以读者为中心的各种批评理论，也都从意义入手。这里所提及的“意义”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有赖于读者的介入，是读者与文本相结合的产物。从一理论打破了形式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费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对阅读现象做了大量的理论阐述，因而其理论探索很快便超出了昔日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所关注的重塑读者形象的问题，而把精力集中在对阅读现象的本体思考上。正是这种思考奠定了他在美国文论界的学术地位。 费希的意义理论在他早期的论文中就已初见端倪。七十年代初，他参与了关于读者作用的理论争辩，旨在打破雄霸美国文学批评界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过分倚重文本有意排斥读者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的统治地位。几乎从一开始，他的阐释理论便以其新颖与独特而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他早期提出的读者模型，便是这个理论的一个极好的概括。说到读者批评，人们便会想起形形色色的读者模型。建立读者模型是读者批评理论的特点之一，其目的是使用这些模型作为表达各自阅读理论的工具，如姚斯的“历史的读者”，伊瑟尔的“隐含的读者”，荷兰德的“相互作用的读者”，里法代尔的“超级读者”等等。这些“读者”其实并非是指任何一类现实中的读者，因为实际的读者气质、素质千差万别，反应机制也各不相同，很难进行抽象概括。这些读者模型实质上是读者批评家根据自己的阅读理论，对一般意义上的读者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做出的抽象描述。也就是说，这些“读者”反映的是特定的阅读观，提供的是这些阅读观的高度浓缩的理论框架，借以说明特定的读者在特定的阅读理论中是如何进行文学阅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费希的读者模型便是他的“情感文体学”的一面镜子了。 费希的这个读者出现于他在七十年代中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在文章中猛烈地抨击了新批评理论家W·K·维姆萨特与M·彼尔兹利所谓的“情感谬误”，令人信服地指出，文学作品的表面词意与其深层蕴意相差很远，只有后者才是作品的真正存在，而这种存在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实现。②因此，阅读主体便毋庸置疑地成了阅读活动的关键，而阐释理论所应关注的，也理所当然地是读者的阅读活动了。费希接下来的任务，是用一个读者模型来对读者的阅读活动（即他对文本不断做出的期等、假设、投射、修正等种种反应）做出理论阐述。他首先借助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作为这个读者模型的理论基础，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语言使用者共同拥有一套生成该语言的句法规则，依靠这套规则，便可以生成转换出该语言所有的语法句。但是，语法的正确却不能保证交流的成功。例如“无色的绿梦喧闹地沉睡着”这句毫无意义的句子仅靠句法结构很难进行鉴别。因此，沃德豪斯将乔姆斯基的句法理论扩展到了语义的范畴，提出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即建立一套相对于语义的规则，依据这套语义规则，加上乔姆斯基的句法规则，便可以产生出既合乎语法，意义也明白无误的句子来。尽管乔姆斯基的句法理论本身还不完善，而语义规则的建立更是困难重重，但费希却从这两位语言学家那里得到启示，提出一个有关阅读的假设：读者之所以能正确地做出各种阅读反应，并与其他读者交流阅读体会，是因为他也拥有一套“内在化”了的有关阅读的句法、语义规则。阅读的句法规则限制读者对文本反应的范围，使得这些反应在句法上既“在预料之中”又“合乎情理”，而阅读中的语义规则限制反应中所表达的意义，使得反应在意义上具有“可能性”。拥有这两种规则的读者便能够对文本做出一切合乎逻辑的反应，且能与其他具备这些规则的读者相互交流。据此，费希推出了自己的读者模型，这个“读者”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能力：理解文本语言的能力，产生正确语义的能力及文学欣赏能力，故而被称为“有能力的读者”。 但是，这个“有能力的读者”及其所代表的阅读理论却最终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发生了矛盾。乔姆斯基与现代语义学家孜孜以求的是构成语法句或有意义的语言单位的一套最基本的规则，即它们的深层结构，而语言符号只是这个深层结构的外在形式，任何对语言的构造或对语义的阐释都必须与语言、语义的深层结构相吻合，否则只能是误构。因此，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来说，语言符号或语言的表层结构只是获取深层结构的手段，而非语言研究的目的。而费希的深层结构却与此不同。首先，他的深层结构在内容上发生了变化，从语言的内在规律变为“有能力的读者”所具备的“能力”；其次，深层结构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语言研究的目的变成文学阅读的手段，不再占有中心地位；此外，这些“能力”也失去了深层结构原失具有的明确性与终结性。费希重构深层结构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很不情愿将文本的深层结构这个概念引入意义理论，因为这么做无异于承认：一、文本具有某种终结意义，对它的任何阐释都必须与这个终结意义相符，否则使是误读③；二、学批评关注的应当是文本的终结意义，而不是文本的语言符号。这显然违背了费希的初衷，因为他所追求的恰恰是读者对文本语言符号的主观反应，这种追求势必要破除文本意义存在“深层结构”这样的神话，甚至读者的“能力”这个新的“深层结构”相比之下也处于极次要的地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