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02)03-46-06 从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开始，对文艺理论发展趋势的思考和讨论就开始成为兴奋点。这种兴奋决不只是世纪交替的思维惯性所使然，而是文艺理论现状呈现的诸般窘态引发的建设性要求。那种由哲学简单演绎和用纯粹意识形态话语编织的文艺理论早就在文艺实践面前捉襟见肘，在原有范式基础上的修修补补也越来越破绽百出。持续一个世纪的外来文论霸权激起的本土情结热切希望中国传统文论重放光辉，而由西方文化的强势造成的文艺理论现代化即西化的认识误区和话语转换的困难，又使这种努力屡屡受挫，或者仅仅陷于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最尖锐的是，市场经济直接造成的文艺边缘化和大众文化霸权，文化工业对文艺的精神价值和独特韵味的消解，全球化趋势下本土文化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日益西化，在文化普及、高科技、大众传播、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消极个人主义诸因素共同作用下，社会文艺需要和文艺生产方式的急剧改变，并给文艺固有形态以强烈的冲击。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现代人生存困境中生态失衡和畸化的反映。所幸的是，自然界通过对生态破坏的严厉惩罚和生态科学，又一次向人类理性启示了空前深刻的生存智慧。对于关乎人类整体命运的生态焦虑，严肃的文艺理论必须作出积极的回应。对于关乎人类整体命运也关乎中国现代化效益的生态智慧与生态精神，严肃的文艺理论更应当努力吸取和弘扬。思考文艺理论的当代发展，决不能脱离呼唤生态文明、培育生态人格的时代潮流。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人们已经意识到后现代乃是生态学的时代，只有生态智慧才能使人类走出生态困境。基于这样的认识，当代文艺理论的建设就必须借重生态思维的启示，在生态学化中实现自身的学理跃迁和范式更新，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一、回应现实呼唤的三条思路 在中国，用生态眼光看世界的同时自觉地用生态的眼光看文艺还是二十世纪末期的事情。就笔者所见，除了一些在个别问题上引进生态学观念的研究外，近年来的文艺学与生态学交叉研究呈现出三种思路：一是最早出现的以研究文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和规律为基本内容的“文艺生态学”，二是受各种生态文艺推动以研究文艺与人类生态的相互关系为主的“生态文艺学”，三是以生态世界观对文艺进行生态学审视的“生态论文艺学”。 第一种思路的文艺生态学，当以姜澄清的《艺术生态论纲》为代表（注：姜澄清：《艺术生态论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在该书的绪论中，作者明确指出：“‘艺术生态学’研究艺术的‘生态环境’，研究‘艺术生态’的正面和负面‘环境’要求，研究艺术对当代人类生存的价值。”又说：“在错综复杂的环境构成中，探索艺术的生态规律，就是这门学科的宗旨”（注：姜澄清：《艺术生态论纲》，第1、5页。）。这种文艺生态学研究的内容和主旨，同生物生态学的学科观念基本对应。 第二种思路集中表现在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注：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中。作者关注于生态学的人文转向，特别关注文艺对于人类走出生态困境、优化人性生态的意义和文艺在即将到来的生态学时代将发挥什么作用。这本书的下卷对艺术家成长环境的生态位、艺术的地域色彩及群落生态状况、艺术物种多样性的意义及艺术物种的灭绝等问题的考察，大体上是生态学的传统思路向文艺问题的引伸的话，而上卷中对文艺与精神生态问题的论述则是该书最具有特色的内容。作者在人类生存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重点研究了现代人的“精神生态”系统；而在人类生态系统的“精神圈”中，文学艺术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者深入论述了文艺与自然生态的本体联系和文艺与精神圈的生态关联等重要问题。看得出，这种生态文艺学主要着眼于文艺与人类生存生态的关系，特别关注的是文艺对现代人精神生态的作用。 笔者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注：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5月。）可以说属于第三种思路，那就是在生态哲学的启示下，把文艺活动置于自然——社会——文化这个人类生态系统之中，以生态思维对文艺的本体特性、生态本源、生态功能和生成规律等进行全面的考察，力求建构一种体现了生态综合精神和生态价值观念，既切近文艺活动生态本色又适应生态文明要求的文艺观。这种思路从发生论揭示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以此论证对文艺进行生态学审视的本体论前提。同时，还特别注意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内涵并努力将其全面引进对文艺的生态思维，主张在这个基础上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建构其新的生态学化形态。为此，它在对马克思的“自然向人生成”说进行的生态哲学阐释时，提出了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的新理念。 上述三种思路尽管在思维的广度和若干问题的深度上还存在差别，考察的重点也有不同，但共同的意向显而易见。它们都把对自然生态的关注扩展到社会、文化和精神领域，明确肯定人类生存的整体的生态性质，从而把文艺置于人类生态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它们都从哲学或人类学的层次认识生态观，把生态学作为考察文艺问题的方法论和价值基础。后两种思路还对自然生态和与此相关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态问题予以热烈的关注，把各种生态文学作为重要的考察对象。 生态思维在短短几年内对文艺研究的介入所取得的成果初步说明，文艺学为适应生态文明的时代性转向已初露端倪。这不是应景趋时的包装，也不是肤浅勉强的铆接和拼凑，甚至也不只是局部的修补和点缀。应该说，这是一个整体性的精神和形态转换，是既有文艺理论在与生态学的“杂交”中获取新生命的尝试。依据生态学的边缘优势原理，我们决不能无视时代的指令，错过这个重大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