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的历史，只是整个宇宙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段落。而每一种社会形态，又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段落。因而所谓漫长的岁月，都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瞬间。1977年至1978年之间发生在台湾岛上的乡土文学论战，那恐怖的气氛和交战的声音，仿佛还在眼前晃动和耳边回响。人们记得，那时台湾还是蒋家小朝廷的天下，反独裁、反专制、反迫害，是全岛人民的利益，也是全岛人民的呼声。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鲜明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一面是官方的文学，站在台湾当局一边，成为蒋家小朝廷的保皇派；一面是民间文学，站在反独裁，反专制的民主运动一边，成为台湾历史潮流的推动力量。 就台湾文学的新生力量，新崛起的乡土文学来看，他们的中心任务，是努力发展描绘台湾普通劳动者和中、小工商业者及中下层知识分子生活，反映他们的意志和要求的大众文学。这种文学外反掠夺，内反独裁，把被歧视、被残害、被剥削的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作为文学的主人公，给以同情、支持和歌颂。而把官方文学中的主角、大官、资本家和跨国公司的老板、工头等，置于揭露、批判和鞭打的地位。他们要在文学上完成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重任。陈映真笔下的一系列小知识分子的形象；杨青矗笔下产业工人的形象；黄春明笔下农民的形象；王拓笔下渔民的形象；王祯和笔下小市民的形象，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波澜壮阔，而又崭新的、划时代的文学画廊。他们以摧朽拉枯之势，从政治上、舆论上、思想上、艺术上席卷着、吞没着官方的文学阵地，威慑着御用文人们的地位。于是，台湾当局惊慌了，恐惧了。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巨大的政治阴谋，穿着破旧的文学外衣出笼了。 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总主笔彭歌，于1977年8月17日至19日，在台湾最大的报纸《联合报》上，连载了发难性文章《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一口气点名攻击了三位重要的乡土文学作家，即陈映真、尉天聪、王拓。他在攻击王拓时写道：“不以人而以物为标准，这种论调很容易陷入阶级对立，一分为二的错误。这种态度上的偏差，伸延到文学创作，便会呈现出暖昧、苛刻、暴戾、仇恨的面目。”“令人感到并不是要‘正确反映’，而是有着恶化‘社会内部矛盾’之倾向。”他还写道：“反帝而不谈反共，这是没有掌握到时局的重点。反帝如只是反对以美、日为主的外来资本，是否是一种极不高明的转移目标？”[①]彭歌这里既攻击了王拓，又暴露了他亲美亲日的倾向。 彭歌在攻击陈映真时说：“读者有权知道，陈先生心目中如此鄙视、并“预见其必将颓坏’的旧世界，究竟何所指？而他那样向往而又不能去‘认同’的新世界，又指的是什么？”[②]彭歌暗藏杀机，要把陈映真置于死地。这段话中明明是说陈映真反对国民党而认同共产党。当时这样的罪名百分之百的是要杀头的。那时台湾有一个人，幼年在大陆参加过儿童团，70年代说了一句“长江上架起了一座大桥”，就被杀了头。按照彭歌给陈映真加的罪名，那是定死无疑的。 彭歌在攻击尉天聪时写道：“他虽然时时以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出现，但他这些高见对中国文学、历史、文化的诬蔑与损害，恐怕比那些被他诟骂为洋奴买办的西化派，有过之无不及。”[③]彭歌在长达万余字的文章中，口口声声说文学要讲人性，字字句句攻击乡土文学作家只讲阶级性，但是当人们细读他上面攻击王拓、陈映真和尉天聪的那些杀气腾腾的话，会发现彭歌谈人性是假，而要借文学杀人是真。 然而彭歌的文章不过是打头阵而已。随着这篇文章的出笼，便掀起了一个巨大的围剿运动。政界和军中的许多作家都参加了围剿，他们不仅要把刚刚崛起，尚在发展中的乡土文学夷为平地，而且要将之焚尸扬灰。有一位御用诗人，本来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闻到火药味之后，便立即赶回台湾，在1977年8月20日的《联合报》上发表了一篇《狼来了》文章。该文写道：“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艺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工农兵文艺’还在台北得奖呢。正当我国外遭逆境之际，泰（然）有人内倡‘工农兵文艺’，未免太巧合了。”[④]按照这位诗人的说法，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国际上纷纷与台湾“断交”，给台湾造成的“外遭逆境”，都是乡土文学之过或者之功了。他未免把文学的作用和地位估计得离了谱。诗人之所以如此高估，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抬高乡土文学，恰恰相反，是为了扼杀乡土文学。请看：“不见狼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问题不在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⑤]这里，他直接了当地把文艺等同了政治，还明白地要官方动用政权机器，来整乡土文学作家。在台湾那种白色恐怖下，该诗人这篇文章将产生怎样的后果，不是可想而知的吗？国民党逮捕过许许多多台湾作家，如陈映真、柏杨、王拓、杨青矗等等，都曾在国民党的监狱中渡过鬼门关。 然而，70年代如春苗般遍地崛起的台湾乡土文学，并不是一阵寒流就能冻死的。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它不仅有能力与旧事物对抗和较量，而且必定要取而代之。台湾的乡土作家们，在前辈作家支持下，在全世界华人作家和正义力量的声援下，勇敢地迎接了挑战。他们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尖锐、泼辣、锋芒犀利，现实性、战斗性、理论性极强的文章。例如：陈映真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尉天聪的《什么人唱什么歌》、《文学为人生服务》、《乡土文学与民族精神》，王拓的《拥抱健康的大地》，高准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王晓波的《中国文学的大传统》等等。这些文章是火线上磨利的匕首，是激战中烧热的大炮，既以强大的威力和声势扑灭了敌人嚣张的气焰，又以通俗但却精辟的理论教育了人民；既有力地批驳了敌人的谬论，又较完整地建立了乡土文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有下列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