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4)06-0040-05 在我几年前写的一篇讨论美国的文化诗学对中国现代诗学可能的影响的论文中，我多少是有些先人之见地肯定了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研究的“系统哲学”性质，认为它具备巴赫金所说的“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这一特点。[1]通过对文化诗学与可以将之囊括其中的文化研究更多的了解，我认识到，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就其总体而言，更多地是想恢复人类文化的整体性，即恢复各种文化文本之间的关联，而对区分、确立各种文化文本之间的界限似乎没有太大的兴趣，换言之，“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并不是它的关注点，恰恰相反，它的关注点是要模糊这种特殊性。这正是我想在本文中重识文化诗学的缘由。我的关注点是：在恢复了文本的关联之后，是否仍然存在区分文本界限的必要？ 文本的关联与膨胀的文本概念 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又称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在美国兴起于20世纪70到80年代，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分析方法——新批评的反拨。如果说，新批评的文学分析方法关注文学文本本身甚于关注文化、历史、作者与读者，那么，新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分析方法则强调：是文化、历史和其他相关的因素决定了文学文本的意义。文化诗学关注历史，并关注形成历史的各种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文化诗学的批评家看来，文学文本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是存在于作者、社会、习俗、制度和社会实践的文化网络中的社会性文本。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在谈到新历史主义的这一文本观时，说：“本文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存在于给定的语言、给定的实践、给定的想象中。语言、实践和想象又都产生于被视为一种结构和一种主从关系体系的历史中。所有以集体名义写作——虽然可能十分狭隘并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文制作者们，都是带着这样一种意识写作的，即他们是那些组成社会和文化的大众的特权代言人。对不同文本之间联系的关注把他们引向历史。……作为社会和性别关系的表现形式的本文本身就构成了种种关系体系：不是与历史无干的关系，而是由时间、地点和统治所构成的历史联系。如果对这些关系的结构缺乏清醒的意识，那么对本文的阅读就会沦为私下的琐事。”[2]确实，在文化诗学研究者看来，文学文本是各种社会力量交汇的场所，一方面，它是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形成的，另一方面，它自身也对这种社会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而关键一点还在于，在文化诗学的批评家确立了文学文本作为社会性文本的这一特性之后，原来似乎更多地只是文学领域的专有概念的“文本”概念经历了几乎是无限地膨胀过程。文化诗学的一种基本假设是语言形成了文化，文化同时也以之形成。而在文化诗学看来，语言的涵义很广，包括各类话语、文字作品、文学、艺术、社会活动和任何个人或集体依赖把观念和行动施加于他人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这样，把文本视为处于活动中的文化，文化诗学批评家跨越了艺术性产品和其他别的种类的社会产品或社会事件的界线，这些批评家要求我们把艺术家的作品当作社会性的文本来阅读，同时要求我们把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当作像任何诗歌一样充满着符号和结构的修辞的审美事件来阅读和阐释。就这样，文化诗学在文本、语言和话语的旗帜下跨越了学科间的樊篱，在文学、历史、文学批评人类学、艺术、科学和别的学科之间没有了明确的界限。一个艺术品，就是一个文本，和别的所有的社会话语一样，是靠和它产生于其中的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产生意义的。没有一种话语要优于另外一种话语，所有话语都是被社会所形成同时也形成社会的必要参预者。[3]这样，文本就无限的膨胀了，也唯其如此，文化诗学在80年代后期很快地被更具有兼容性的“文化研究”所包括，它在新批评与文化研究之间似乎是担任了某种架桥铺路的中介角色。在文化研究中，那被文化诗学所奠定了基础的“文本”概念进一步无限度的扩张了，正如一切无往而不是文化一样，现在一切无往而不是“文本”了。很快地，文学文本似乎边缘化了，文化研究以大众的名义很快地扩张了文本范畴，影视、广告、摇滚乐、MTV、体育、玩具娃娃、购物中心、城市等和文学一样成了文化研究的范围。 对文本的“文化解读” 概括地讲，新历史主义的操作方法可以用代表人物葛林伯雷的一种努力来说明，即试图探讨“文学本文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本文中的社会存在。”[4]如果将社会存在理解为社会、历史或者说是更大范围的文化，那么，我们几乎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葛林伯雷本人认为“文化诗学”比“新历史主义”一词更贴切地描述了文本分析的方法。也就是，新历史主义在文本分析上的倾向是“文化诗学”的，其内涵即是面对文本时，并不相信从孤立的文本内部能够阐释文本的意义，而是相信，要阐释一个文本的意义，我们必须做到这样两个工作：(1)探讨“文学本文周围的社会存在”，即探讨文学本文产生时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2)探讨“文学本文中的社会存在”，即探讨存在于文学本文中、通过特定的文学语言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鉴于此，学者布莱斯勒在谈到文化诗学的方法论时说：“为了理解文本的意义，文化诗学的批评家考察三个相关的领域：作者的生活，能在文本内发现的社会法则与规定，和被证明存在于文本中的作品的历史语境的反映。”[5]这里的后两个领域可以说即是上文葛林伯雷说的两个因素，而第一个领域所说的“作者的生活”，其实也可以纳入到“文学本文周围的社会存在”这一点中去，因为作者是作为社会存在中的人生活的，正是这样的人创造了作品，即使是他的个人关怀，也可视为作为个体的人的社会存在在作品中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