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很有时代性的话题，这个话题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对文艺评论的话语思考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毋庸讳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系统性的新闻话语和社会话语理论体系以后，有些人情愿相信文艺评论应该归于一种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似乎越是“国际化”，评论的立场和结论就越趋于“客观”。这种对民族性和意识形态的忽视倾向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评论的基调越来越走向“客观”的反面，越来越远离作家作品的本真，越来越远离作品赖以生存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态。因此，今天我们把文艺评论话语问题提升到“体系建构”的层面，这既是理论困境的驱使，也是文化反思的必然。应该说，话语体系和传播力的觉醒，体现的是我们文艺评论的学术理性走向了成熟。也就是说，不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评论，难以保持确定的立场和论辩的逻辑，也难以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 学术与话语的关系问题不自今日始，却在今天格外突出。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道出了三个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组成中，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并不均衡，中国文学研究是人文科学里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基础学科，70年来成绩斐然，但用“三大体系”的眼光审视，在学科体系的合理性、学术体系的完备性和话语体系适配性等方面，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深层次问题，这是学术自身的使命所在，也是时代性的新任务。 谈及文艺评论涉及的学科，按目前教育部门的分类法，分属于文学和艺术学两大门类。在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以前，文艺学的学理精神是为文学和艺术学共享的。近年来，艺术学者提出新的看法：“将艺术学误置于文学门类之下，不仅颠倒了历史的先后关系，而且从思维学上考察，势必导致以文学思维统摄和限制艺术思维的发展，也就势必妨碍艺术学各分支学科的本体研究和体系构建。”②经过艺术界不懈的努力，艺术学以“摆脱了文学制约”的姿态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志在建立涵盖更广的学术体系。失去了文学理论的支撑，这一任务无疑是异常艰巨的。 虽然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跟其他具象性的艺术形式有所区别，但从实质上看，不能说是根本的区别。文学与艺术在21世纪初的这次分家，在艺术学界的影响远大于文学界，而文学界的反应几乎可以说是波澜不惊。原因就在于，这个变化，对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设没有产生什么负面影响。 文学一方面与艺术天然关联，另一方面又常被视为与语言学关系近密。但事实上，文学现实与语言现实虽然难分你我，但作为学术体系的文学研究和语言研究则几乎毫无关联。这不仅是语言学界一直呼吁学科独立的缘由，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之初就已凸显出的一个深刻的问题。 “五四”新文学诞生之前，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唯一的对象就是古典文学。当新文学的实践有了30年历史的时候，闻一多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兼顾古今中西的中国文学研究体系，是该提上日程的时候了。他说：“我们要放大眼光。建设本国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及创造新中国的文学，是我们的目标；采用旧的，介绍新的，是我们的手段。要批判的接受，有计划的介绍，要中西兼通。”③闻一多提出这一任务时面临的形势是，大学教育里，与语言文学相关的均分成两个系：中国文学系和外国语文学系，每个系又各分为文学组和语言文字组，其实质是“中西对立，语文不分”。与此同时，朱自清先生也意识到把文学学科和语言学科分开的重要性。朱自清认同闻一多所说“语言学与文学并不相近，倒是与历史考古学，尤其社会人类学相近些。所以让语言学独立成系，可以促进它本身的发展”，在此前提下，建立有别于语言学的、横跨东西方文学的理论文学学科，就成了这一代人的使命。朱自清说：“这是一个重新估定价值的时代，对于旧文学的那些定论，我们也只是批判的接受，并不一味信从；我们正在改变旧传统，扩大它。”④显然，在两位先人的理想中，合并中西，区分文语，有利于建立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理论文学”和语言学学科体系。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份难能可贵的学术理想，始终没有成为现实。近年来，语言学界日益清醒地认识到语言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屡屡呼吁在大学里建立独立于文学之外的语言学系，而文学研究界相应的愿望并不强烈。其实，当文学的身边失去艺术学的时候，有人或许还可以认为对文学自身的学术建设毫发无损；但当失去语言学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已经足够充分地借鉴了语言学等兄弟学科的学术优长，化作文学自身的学术财富了呢？ 并非没有学者反思理论文学的学科体系问题。有的学者说：“文学之所以作为一门学科，与其他学科并列于学院之林，并非是因为像其他学科一样，建立在一个确切的研究对象之上，而是正好相反，文学学科以文学作为研究的对象，是由其他学科在形成自身独立性与科学性的过程中排除的部分所组成的。”“文学的空间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只能是一种负面性的集合。”⑤这番话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也足以使我们警醒。如果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群体，对学科的研究对象、内部组成和研究方法没有明确的共识，那么这个学科的学术水平就难以健康地整体推进。同时，由于学科范围意识不够清醒和自觉，畛域的丧失也就在不知不觉间。例如，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的词章学，“五四”以后发展为现代修辞学，一度吸引了众多语文学者的重视，如陈望道、郭绍虞、钱锺书等，几乎终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他们的成就也最为学界所推崇。然而今天文学界却很少有人致力于修辞学，轻率地推给了语言研究那一边，实则造成文学本体研究的重大缺失。与此同时，文学研究界却兴起“文化”研究的热潮，文学研究杂志上有的论文，甚至分不清可不可以归属于历史学、民俗学或者社会学。“什么是文学”成了日益使人困惑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