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鼐和王光东二位提出了现实主义重构论的话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现在文坛上有话题很多，这是好的现象，是一些热衷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作家、评论家和编辑针对当前文学创作中出现的重要现象提出来的，或许他们的某些说法未必完整，有这样那样的空间需要补充，但他们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往往激活文学创作。记得新写实小说刚提出的时候，有很多人不理解，到后来一大批新写实力作的出现和新写实作家群的形成，说明当初提新写实这个话题是有价值的。虽然直到现在新写实作为一种文学理论仍有它的诸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可这丝毫不影响新写实存在的重要性。重要的是话题本身的意义，而不在于这个话题就一定要有严密的理论体系和可供作家操作的具体程序。指望一个命题来解决文学创作中的所有问题，是天真而愚蠢的想法。重构现实主义的想法，有它的必然性，特别是由山东的朋友提出来，就更加有它的合理性。虽然这个提法在我看来面对今天的文学现实并不能成立，但并不意味着话题本身和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的话语没有意义，所以我想就这个话题本身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现实主义已成碎片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理论范畴产生于人们对具体文学现象的概括，正象贝·韦勒克指出的那样，“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早存在于哲学中，并且具有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哲学中它意味着一种可与唯名论相对立的对于观念的现实性信仰”〔1〕， 文学中现实主义这一称谓的出现比较晚，是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这是当时的人们根据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左拉、龚古尔兄弟以及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优秀小说家创作上的审美特点和表现手段概括出来的。这些文学大师的杰作反过来又为现实主义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争取了很高的地位，就象当年的浪漫主义逐渐取代古典主义的中心地位一样，现实主义瓦解了浪漫主义的势力，成为那个时代文学世界的主角。毫不夸张地说，19世纪下半叶是现实主义独步的时代，是现实主义大师和杰作迭出的年代。我把它称为现实主义发展的里程碑阶段，是现实主义确立自身位置、完成自我形象最重要的时期。虽然高尔基出于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需要，把这一阶段作家的创作称为批判现实主义，其实这一时期上述作家的创作是非常正统的现实主义，他们建构了现实主义的文学规范，后来的现实主义的理论和创作几乎都是以此作为蓝本进行操作的。 进入20世纪以后，现实主义的优越地位便遭到了另一股文学思潮的强劲挑战，这便是19世纪末日渐发展起来的现代主义文学。20世纪实际上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对弈的时代。近一个世纪的“对弈史”表明，现实主义并没有被现代主义消灭，现代主义也没有被现实主义吞没，它们相互消长、相互腐蚀、相互剥离，导致了各自家族的繁衍和本体的最终瓦解。现代主义为了攻破现实主义的堡垒，不断制造新式武器，不断变换新的花样，意象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新小说派等文学运动和文学形式的接连出现，委实丰富了20世纪的文学武库和色彩。而现实主义为了抵御现代主义的攻击，也汲取新的艺术方式和手段来武装自己，现实主义的家族便日渐兴旺，新的品种因不同的政治、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环境而不断滋生，“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以及“理想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等各色花样的理论和创作竞相登场，并在不同的范围内、不同的层次上取得成功。在这个时期，现实主义一方面发挥了自身的巨大潜能，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抵抗住了非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力量的冲击，极大可能地增加现实主义的色彩和内容，使现实主义走向多元，走向开放。另一方面它又不断补充与自身艺术机制相悖的艺术表现方式，从而逐渐改变了现实主义的内结构和内调节，现实主义在繁花似锦的表象下面正进行着剧烈的分化和瓦解。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实主义已不是某种现实主义理论的成品，而是现实主义的碎片在闪烁。 二、现实主义依然风流 提出现实主义重构论的朋友正是看到了现实主义的碎片化的境况，才得以提出重构一说的。而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碎片化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的冷落甚至消亡，现实主义的碎片化正是现实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种表现，已成碎片依然能发出特有的能量，这说明其母体的基因中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命元素。 我在第一部分在陈述现实主义的碎片化的文学背景和理论依据主要是世界文学潮流的演进过程。那么在中国呢？中国的现实主义是不是同样也成为“文明的碎片”呢？回答是同样的碎片化，而且在这个古老的东方的国度里，现实主义的碎片化似乎更加彻底和灿烂。正象李广鼐在《拓宽现实主义文学之路》一文中说的那样：“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的一次回归和深化，是新时期文学的主要推动力量。不论是最初的伤痕文学，还是紧随其后的反思文学，直到今天的这些贴着各种‘新’字标签地‘新’字号文学，基本上都是沿着现实主义的轨迹前进的。一些早期的所谓现代派，只不过是为了更深入的展示现实，借鉴了意识流的一些表现手法而已。从这类作品的整体来看，仍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作为真正的现代派作家，其实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除了少数人还在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阵地外，多数已逐渐向现实主义靠拢。有人把今天文学园地的丰富多彩称为多元化，总感到是一种错觉，因为这种‘丰富多彩’（不包括先锋文学）似乎均与现实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2 〕虽然李广鼐先生的论点有“无边现实主义”的嫌疑，但他肯定了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主导地位，肯定了现实主义在整个新时期文学对其他创作流派的影响力和穿透力。 照我看来，从粉碎“四人帮”到今天的十五六年间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得最为充分的时代，这种充分不仅表现在它恢复五四以来的所有现实主义的传统和样式，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新时期文学中以现代主义为主要实验规范的新潮文学虽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某些刊物占据了“中心”，以至于要成为文学发展的大趋势似的，可在更多的时候实验派的新潮文学依然是非主流的，甚至是半地下性质的。我倒无意去为新潮文学去争地位和名头，我倒觉得新潮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位置的不恰当，恰恰在于有人把它放在主流当作主流来看，一些先锋派们也俨然以主流自居，抱怨人们对它不公平，事实上新潮文学和实验文学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度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主流和流行的文化，如果成了流行的文化，就是昆德拉所说的媚俗，也就是罗兰·罗尔特说的“先锋之死”。相对于现实主义来说，中国现代主义的幼稚和不成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下面的比较有它的诸多的不便，但足可说明我的上述观点。比如，王蒙和张承志都是新时期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但王蒙以实验为特征的《夜的眼》、《春之声》远不如它的《活动变人形》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创造力，而张承志的《金牧场》和平实得近乎实录的《心灵史》放在一起，撇开具体的价值判断不谈，就纯艺术操作的角度而言，显然是《金牧场》要显得做作而不自信，而《心灵史》的沉着、简洁和朴素无疑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我这样说没有贬损新潮文学和实验文学的意思，事实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都可以产生自己的大作品，都可以产生自己的大师，两者也难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是在新时期文学的这十多年间，新潮文学远远没有产生大作品，它在忙着赶潮的时候，匆匆演练了一遍西方现代派文学史，并没有留下多少耐人咀嚼的好作品。而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可以说步入辉煌。我不想去例举新时期那些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因为这是有目共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