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重大的“语言论转向”，传统的笛卡尔、康德以来的认识论模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八十年代中国文艺学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以新时期新方法论热、观念热肇始的多样的文艺学范式转换，开启了向语言论转向的一个方面。 在这一转向中，由语言本体论产生的文学的意义问题日益成为当代文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意义被看作是文学存在的方式，是文学在历史中实现的过程，是在对话与交流中生成的具有无限可能的世界。意义的提出，使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有了一种全新的把握途径。 一 本文世界：原意的探寻 传统的文学观念基于这样一种先在设定：文学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认识功能是文学最基本的功能。文学要解决的是如何认识现实的问题，因此批评和理论自然要关注作家——现实这一最核心的问题。这种认识论意义观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原意、本义，而这种原意、本义则是作品产生时代的影响的产物。因此文学的解读就必须首先考虑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接着研究作者的生平（生活经历、阶级立场、政治态度、创作背景等），然后再进入作品去寻找作者寄寓于作品中的原意。这是一种保证作品理解的客观性的最普遍的解读方式。长期以来，文学作品的意义即为作者原意的观点天经地义，具有无人怀疑的权威性。 但在当代哲学语言论的转向之后，我们不得不从语言本体论角度对传统的认识论文学观的这一先在的设定提出疑问：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寄寓于作品中的原意吗？文学的阅读（解释与理解）有没有可能发现或完整重视作者的原意？由此，文学有无必要去追寻作者“埋藏”于作品中的原意？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当然寄寓了他的原意。任何一个作者总是要在他的作品中向人们说些什么，表达些什么。这正是以创作论，作家论研究为基点的作者中心论批评的立足之处，是我国长期以来奉行的社会——政治批评的基本构架，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部分真理性。但这种文学理论以反映与被反映的认识论模式来规范文学，将现实与作者的关系作为涵盖文学一切关系的唯一性命题。文学的摹仿论、再现论、表现论、倾向性、真实性全都由这一认识论模式的“现实——作者”关系规范和决定。文学只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是进行社会斗争的一种工具，因而文学的文本世界、读者世界及阅读活动实质上均未进入这种文学范式的问题域，由此，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存在、文学与意义、文学与历史便在反映与被反映的模式下被简化为作者与现实的关系。从机械反映论的工具论出发，这种理论在将创作论原理推及阅读论诸关系时，天然地赋予读者以再现作者原意的认识能力。这样，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就转化为读者通过作品去认识现实的问题。如果文学阅读中读者的理解没有复现出作者的原意，那只是因为读者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是方法的无能，只要找到了合宜的方法，便当然地能够客观地再现原意。这是传统文学理论的一个误区。这种机械唯物论的认识论模型，既忽略了文学作品作为精神对象的特殊性质，又将主体认识建基于“白板说”之上，以为读者可以由一种清明无染的中立状态——“白板”状态，去复现作者寄寓作品中的原意。 文学作品的意义是先于阅读行为的理解而本有，还是在理解的过程中生成的呢？文学的意义只能在理解中生成。“理解”在这里不是一般的概念，而是当代解释学的核心范畴。在解释学看来，理解是人存在的行为。它弥漫于人的一切活动：解释、应用、思考、情感等之中。理解在这里不再仅仅是一种精神主体的活动，是同人的历史、文化、传统发生的本体论上的关系。它成为人存在的发生过程。伽达默尔说，“谁想理解某个本文，谁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本文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本文筹划了某种意义。一种这样的最初意义之所以又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去读本文，作出这样一种预先的筹划——这当然不断地根据继续进入意义而出现的东西被修改——就是对这里存在的东西的理解。”〔1 〕当代解释学的理解是从人与存在的关系上来考虑语言、传统、历史和文化问题。由这样每一代人与历史已发生的存在关系上，产生了理解与意义的关系。理解是人生发生意义的方式，同时也是人的历史存在方式。理解中永远包含着创造。在文学意义的生成中，理解置于核心位置。 从文学的全过程来看，文学作品被创作出来之后，其意义尚处于晦暗的未明状态，处于向多种解读开放的未定之域，它在等待作为理解的阅读活动。萨特对此有过生动的论述：“文学对象是一个只存在于运动中的特殊尖峰，要使它显现出来，就需要一个叫做阅读的具体行为，而这个行为能持续多久，它也只能持续多久。超过这些，存在只是白纸上的黑色符号而已。”〔2〕如果说阅读前的意义尚处于死寂状态的话， 理解便是激活它全部因子的活性剂，激起一片生命的境域。阅读作为“一种具体化”，使作品成为它想成为的东西：一个审美对象，成为一种活跃的意识的无限生成。“在这个意义上说，读者有权怀有某种骄傲，因为他把作品提升到了它的真正存在。”〔3〕 不仅如此，即使在读者阅读之前，作者的原意也只能是“可以确定的X”〔4〕。这是因为一但完成了作品的写作，随同作品创作产生的一系列由审美心态、情感活动、当下语境、灵感神思、游心呈意所构成的创造力之“场”便倏然消失，除了有限的部分化为文字留诸纸面而外，作者使用语言时的完整心境绝大部分已逝去而不可复返了。同时文字传达的困难、言不及意的窘迫、尚未成形的朦胧感受、瞻前顾后的种种顾忌、突兀其来的神思之助也全部消失了其鲜活灵动的生命形态，留下来转换成文字的只能是需再度阐释或复现的冰冷的“痕迹”与“符码”。这时，作者悄然隐退，本文突兀而出，文学完成了由作者到作品的重要飞跃。作品作为有文字构架的本文，具有了某种“准主体”的独立地位。本文以自身独特的词语、句式、符号、代码、叙述话语等形成了自在的世界。先前作者创作作品时面对的特定当下语境已转变为作品诞生后所有时代所有读者的共时历时、个体群体、共性个性的无限可能的语境。而每一次阅读都有可能增加、减少或改变作品诞生时的意义域，也都在阅读史上影响后续阅读的意义生成。先前消失的构成创造力场的诸多东西已成为作品结构的构成部分：一种空缺或空白，它虚位以待，召唤填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