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8)02-0084-0015 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批评界仅仅关注叙事作品中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运动(可能含有不同分支)，在中国也是类似的情况。然而，笔者发现在不少叙事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运动，即在情节发展背后，还存在一股齐头并进、贯穿文本始终的叙事暗流。我把这股暗流命名为“隐性进程”(covert progression)，在国际和国内率先展开了对经典作品中“隐性进程”的探讨。①在研究过程中，我对经典作品叙事动力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拓展。开始时，我注重的是隐性进程所传递的深层意义如何替代情节发展所表达的表层意义。后来，我把注意力转向这一明一暗、并列前行的两种叙事运动如何交互作用、互为补充，联手表达出经典作品丰富复杂的主题意义和塑造出多面的人物形象。②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以下问题：双重叙事运动之间存在哪些不同种类的关系？它们会以哪些不同方式影响读者阐释，改变作者、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发掘双重叙事动力对理解经典作品的内涵有何意义？为何经典作品的双重叙事运动会长期以来被忽略？ 一、双重运动之间存在哪些不同关系？对理解作品内涵有何意义？ 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相互补充和相互颠覆。 (一)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互为补充 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可呈现出互为补充的关系，在这一“互补”的大类中，又可区分多种不同的小类。 1.两种冲突的并行 在有些作品中，情节发展集中展现一种矛盾冲突，而隐性进程则聚焦于另一种矛盾冲突。前者局限于个人和家庭，而后者则往往涉及个人与社会。在著名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的名篇《判决》(The Judgment，1912)中，就存在这样的双重叙事运动。作品的情节可概述为：身为年轻商人的儿子给在俄国经商的朋友写了封信，告知自己订婚的消息。他带着这封信去找父亲，父亲开始说不相信儿子有这位朋友，后来又说自己一直在跟这位朋友联系。他指责儿子欺骗这位朋友，缺乏人性，最后他判决儿子投河淹死，而儿子果真冲出家门投河自尽。批评界对《判决》的阐释角度各异，难以调和，但一致认为其情节围绕父子冲突展开：或者将父亲视为暴君，儿子为父亲暴君式统治的牺牲品；或者将儿子视为负面人物，他的自我中心导致他被父亲判处死刑，罪有应得。然而，倘若打破批评传统的束缚，把眼光拓展到情节背后的另一种叙事运动，则可发现贯穿文本始终的另一种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在隐性进程中，我们看到不同个体在社会压力下的封闭、变态和异化，看到主次要人物都是社会压力的牺牲品：落魄天涯的儿子的朋友为了逃避社会压力而离群索居，有国不能归；儿子一直以来充满孤独感和恐惧感，提心吊胆地躲避来自各方的打击，此时在父亲面前感受到整个社会的贬斥，并因而丧失无辜的生命；父亲则在社会压力下心理变态，把孝顺的儿子和自己都送上绝路；儿子的未婚妻因为社会压力逼迫他邀请朋友参加婚礼，却无意中导致未婚夫在社会压力下丧命，婚礼也就无从谈起。③ 在隐性进程里，父亲和儿子都无形中成为社会压力的载体，无意识中把社会压力传递给了对方，成为对方的难以承受之重；与此同时，他们也都是社会压力的牺牲品。儿子的死象征西方现代社会对两代人乃至所有个体的迫害。就这股叙事暗流而言，作者、叙述者和读者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导致个体异化的现代西方社会，都会看到父亲和儿子在社会压力下同样可怜无助，对他们充满同情和理解。卡夫卡通过隐性进程里主次要人物与社会的冲突，既微妙又强化地勾勒出现代西方人生存的困境，并使《判决》与其随后创作的《变形记》《讼诉》等形成呼应，共同抗议现代西方社会对个体心灵的扭曲。只有看到《判决》隐性进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才能真正把握《判决》与《变形记》《讼诉》等作品的本质相通。 2.两种人物形象的并置 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描绘出人物的一种形象，而隐性进程则勾勒出另外一种。两者既相互冲突，邀请读者作出大相径庭的反应，又相互补充，使人物形象由单一变得丰富。我们不妨看看著名英国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名篇《巴克妈妈的一生》(Life of Ma Parker，1921)。其情节可概述为：贫穷女佣巴克妈妈在掩埋了因病夭折的小外孙伦尼之后的第二天，去给文人先生打扫卫生。文人先生问起她的外孙，但不能理解她的痛苦，两人无法交流沟通。巴克妈妈在强忍悲痛打扫屋子时，回想起最疼爱的伦尼和自己充满苦难的一生，想着想着终于受不了了，悲痛地质问命运自己究竟造了什么孽？最后她忍不住要哭，但却无处可哭。中外批评界对这一人物的看法相当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受尽磨难的下层女佣，作品聚焦于其失去小外孙后的巨大悲伤。从这一角度，都认为《巴克妈妈》模仿了著名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的名篇《苦恼》(Misery，1886)：“伦尼的死亡让巴克妈妈在世上陷入完全孤独的状态……在契诃夫的《苦恼》中，主人公姚纳也同样孤立。这位车夫最近把自己唯一的儿子给埋了。他同样也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听他倾诉……契诃夫跟曼斯菲尔德一样，让读者感受到主人公失去亲人的痛苦。”④ 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作者对笔下的人物暗暗进行了社会性别转换：将巴克妈妈男性化，突出她在传统框架中跟男性相联的优秀品质：坚强、自我克制、心胸宽广。就文人先生而言，如果他在情节发展里代表的是不能理解穷人的中产阶级，在隐性进程里则主要显现出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弱点：自我中心、心胸狭窄和敏感多疑，且明确自比为女人，微妙地反衬出巴克妈妈男人般的形象。在情节发展中，巴克妈妈在丈夫病倒后，被迫独自一人养家糊口，这大大加重了她的苦难，令人更加可怜和同情她。然而，在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巴克妈妈像男子汉一样，靠自己的力量支撑起整个家庭，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令人感叹和钦佩。作品还借助西方“天父地母”的传统思维，通过隐喻和暗指，将充当顶梁柱的巴克妈妈类比为天空。作品的结尾聚焦于巴克妈妈忍不住要哭，却无处可哭。就情节发展而言，这强化了巴克妈妈的孤苦无助。然而，在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对巴克妈妈男性特征的强化。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巴克妈妈一直挺起腰板，自尊自重，无论遭受什么打击，都从未掉过泪。在失去爱孙之后，尽管悲痛欲绝，她依然像坚强的男性那样，不愿让任何人怜悯她，这与契诃夫《苦恼》中的姚纳见人就想诉说自己失去爱子的痛苦形成截然对照。由于曼斯菲尔德在两种叙事运动中突出了巴克妈妈的不同方面，这一形象不仅丰满，且富有张力，而这种丰满和张力在中外学界将巴克妈妈与姚纳的相提并论中丧失殆尽。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