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与失误同在，机遇与挑战共存，这是任何事物向前发展都将面临的复杂情势。肯定六年来文艺学建设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其中存在的问题稍稍掉以轻心。总的说来，在目前的文艺学研究中有这样一些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首先，目前的文艺学研究普遍表现出构造体系的强烈冲动，林林总总的体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固然这种热闹非凡的局面体现着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繁荣，但是其中是否也有贪大求全、摊子铺得过大的盲目性呢？是否也有为体系而体系、以至脱离实际的空疏腐廓呢？是否也有反复设置、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呢？是否也有为学术以外的实际动机所累而勉强从事呢？答案是清楚的。毋庸置疑，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建立系统有序的理论体系，但是构建体系必须以充分的分析厘定和探究论证为前提，缺少这一前提的超前性体系建构势必酿成不良的文风，最终也不能真正建立具有现代水准的理论体系。因之与其多一些大而无当的“理论体系”，不如多一些富于问题意识和前沿意识、用力集中、确能解决问题的精当切实之论。像那些在中外文艺学研究中产生重大影响的论文，如歌德的《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的《文学的幻想》、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钱钟书的《通感》等，我们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其实知识增长的标志并不仅仅在于出了多少书，我们的文艺学建设要在微观研究、局部研究、个案研究上下功夫，为日后更高水平的综合提供充分的准备和坚实的基础。 其次，拉尔夫·科恩在为《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一段话值得深思：“诸多文学理论家在讨论文学变革的时候，只依据范式变化的科学模式、或是认识变化的文化模式、或是社会变化的政治模式，而不是依据与文学理论与实践所发生的变化相适应的模式。”（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第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也许更加突出。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相互脱节是老问题了，长期以来，这两者之间始终横亘着一道无形的鸿沟，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的进展概括乏力，文学创作对文学理论也满不在乎。这一局面的形成，最终还是要到文学理论本身去寻找原因。以往的文艺学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即从哲学的、科学的、文化的、政治的理念出发来规范自身，这样一种规范力量固然不可避免，但是如果缺少自下而上的总结、升华，阻塞了来自具体文学实践的源头活水，这无疑也是一个缺陷，而且是更为重大的缺陷。毋庸讳言，这种情况至今未得到彻底改观。就目前的文艺学建设而言，它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对处于当代审美文化背景前的文学的本质特征、内在构成、功能向度和发展动向作出理论概括，并从而推动自身的变革和重建。当然，文学理论不可能如影随形地追随飞速变化的文学实践而变更自身，它需要积累、需要沉淀，——忘记这一点则将造成另一种偏向，导致浮躁和草率。这就需要在它与文学实践之间找到一个相互联系的结合部。这个结合部就是文学批评。文艺理论需要从文学批评中寻找和吸取那些可以推动自身变革和重建的动力因和质料因，包括当代文学批评中那些敏锐的感受、精审的洞察、犀利的思想和富于生命力的话语系统。不过，如何促使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两块协调一致起来，也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再次，虽然目前的文艺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必须承认，文艺学理论著作普遍存在着“三少”的情况，即成为学术界重要话题的少，被研究者引用和摘录的少，作为私人购置藏书的少。这与西方同类著作相对热门相对热销的情况恰成鲜明的对比。固然这里有社会心态和学术风气的问题，然而与我们的文艺学研究缺乏经典性或缺乏追求经典性的意识也显然不无关系。认真考察一下那些堪称经典的中外文艺学著作，可以发现它们一般都具备这样几个长处：一是能够以敏锐的眼光发现理论上的空白点，进而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二是提供解决某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独特思路，带有鲜明的方法论色彩；三是全面掌握某一问题领域的思想资料，并且以大量的考证、梳理、辨析、鉴定工作为基础，从材料的汪洋大海中跳出来，作更高的理性腾跃；四是能够就理论的重点、难点和争议点提出自成一说的见解，形成一些可以讨论可以商榷但不可以回避不可以忽视的命题和原则；五是能够提炼出一套将基本问题网罗起来的概念范畴，并能在提炼概念范畴的创意上见出个性、见出特色；六是掌握一套严密精当但空灵活泛，千锤百炼但平易如话的表述系统。当然，要形成这些优长之处殊非易事，需要研究者具备许多良好的素质，诸如深厚的学养，沉潜的思虑，理论建构的创造力和关注理论的现实发展的热情，以及所谓“耐得住寂寞”和“十年磨一剑”的心态和功夫，特别是后者，当为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亦为眼下的文艺学研究所迫切需要。统观六年来涌现的文艺学专著和编著，显而易见，其中不乏那种应时应景应需、缺乏真知灼见，草率从事、杂凑成篇甚至八股气十足的东西，尽管其作者往往用“拒绝经典性”为由，但这并不能掩饰其受到流行的华而不实、浮泛急躁的时风熏染之弊。这一弊端无疑严重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声誉和地位。因此眼下仍有重提建立学术研究的经典性和规范性的必要。 第四，近年来文艺学研究领域内各种各样的争鸣、商榷、辨正、反驳不断，有时讨论的问题还颇为切要和重大，这无疑是推动知识增长和学术发展的一大动力。而且令人欣然的是，这种批评和反诘已经冲淡了以往那种非学术化的气息，创造了一种较为纯正的学术氛围，这是学术心态走向成熟的表现。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我们的文艺学研究还没有真正形成学派，甚至还普遍缺乏形成学派的自觉意识。国外那些标帜鲜明、影响深远的重要学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布拉格学派、波尔多学派等的形成，都有诸多条件，其一是要有膺有崇高的学术威望和学术成就的大师级的人物作为带头人；其二是要有一批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具有共同的学术渊源和较高的学术造诣、各有所长且能互补相济的学者；其三是要提交出一批具有一定代表性、能够充分体现其宗旨、同时又有较为宽阔的理论涵盖面的成果；其四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既要有独立的思想原则、主攻方向、研究方法和学术个性，又要有容纳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气度，能够保证学术在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共存并举之中得到发展。然而在我们这里，文艺学研究除了极少数情况之外，至今仍主要处于单兵作战的状况，无法取得群体优势，即使有了一部又一部论著，一个又一个体系，但由于缺少学派的凝聚和规划，所以往往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至连不成气、布不成阵。而少数有可能结集力量协同作战、研究成果也开始形成规模形成系列的学术群体，也因其主导思想和方法论路径的个性、风格、特色尚有待于进一步凸现和成熟，所以与形成学派仍有一定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