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期以来，引进西方文论的潮流，可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规模最为宏大，成就最为壮观，对我国文论建设的促进最为巨大的一次。它结束了我国的文学理论自我封闭、自我窒息、自我麻醉的危机状态，推动我国文论的高速发展，在现代化尚未实现的中国创造了与西方后现代思潮“超前”接轨的文化奇观。 但是，西方文论如此高速的引进，也带来了苦涩的困惑。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完善的理论，任何一种权威的理论话语都有其澄明的一面，又有其障蔽的一面。我们的任务就是消除障蔽。 问题在于如何消除这种障蔽。中国古典文论向现代转化的命题的提出，提供了一条途径。但是，古典文论的“转化”，对于西方文论来说，就意味着不是求同，而是求异；“现代转化”，对于古典文论来说，也不是简单求同，而是求异。但是，作纯粹理论的回答，是无力的，因为每一个范畴的派生，都意味着文化历史语境和思维模式的反复搏斗。本文试图通过中国现代文论引进的两个阶段的比较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话语的硬性封闭和弹性派生 30年代的文论家引进革命文学理论，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但是，革命文论话语中，充满了哲学的普遍规律，作为普遍的大前提，并不能演绎出文学的特殊规律来。“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之所以遭到否定，就是因为，它窒息了文学形象的特殊性（注：参阅周扬《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周扬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 早期的革命文学理论家不是正视矛盾，而是以理论的话语权威，来消解这种矛盾。共同的倾向是，但求其同，拒绝或者藐视明显与之相异的文学现象，即使感觉到了障蔽的存在，也不惜歪曲，将其纳入现成的有限话语之中。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强行求同， 硬性歪曲，可以说是这种倾向的代表。求同的最幼稚的形态，就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照搬，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看得简单了，以为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就连鲁迅也一度以为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就解决了文学史家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 其后果是理论本身的生命遭到了极大的威胁。 这就不能不逼出来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从革命文论的话语进行着重点的转移和话语的派生，以求得理论和文学的矛盾的缓解，激活革命文论的生命活力。但是哪怕是微小的调整，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今天我们即使反复阅读胡风与周扬当年关于典型的争论，往往很难抓住要领，就是因为，他们二人在共性和个性的对立统一上，并没有根本的冲突，胡风也并不想突破这一对经典理论的框框。只是周扬把重点放在社会的、阶级的共性上，胡风把重点放在个体的个性上。周扬说，典型就是阶级的群体性和个性的结合，根本感觉不到二者之间有什么矛盾；而把个体看得更重要的胡风却强烈地感到，不存在任何抽象的阶级和群体，他强调共性只能是单个个体的共通性。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社会的群体的共性与个性不能相容。我们可能要为他们纠缠字面，意气用事感到困惑。其实，困惑的不仅是我们，首先是胡风，他只能以有限的话语说话，离开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他就没有话可说，但是就在他没有话可说的地方，也就是所谓被障蔽了的地方，他感到了最重要的东西：普遍的阶级性、群体性，是抽象的，无条件地肯定阶级的群体性，正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但是他又不能公然放弃群体性和阶级性的话语，因而免不了吞吞吐吐，在用文字魔术的掩盖之下，把中心向个体和个性倾斜（注：参阅周扬《现实主义试论》，《周扬文集》，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页；《典型与个性》，《周扬文集》，第 163页至170页。胡风《什么是典型和类型》， 《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6页，现实主义底一修正，第 341页， 《典型底混乱》，第353页。）。 范畴和话语的封闭还是开放，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原因在于一方认为：理论本身的权威就是生命力源泉。 从40年代到50年代，抽象照搬、硬性歪曲的求同倾向有所缓和，从学术理论上来说，是比较软化了（注：需要补充的是，另一方面，从政治实践上来说，则是更为硬性地强化了。）。但是总的来说，仍然处于求同阶段，每逢遇到理论话语与文学实践发生矛盾的时候，不是以文学特殊规律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话语，而是以哲学话语的普遍性掩饰文学的特殊性，以社会功利性抹煞文学的审美价值。 但是，文学的审美本性与政治工具论的矛盾，是不可回避的。这就不能不动摇了单纯求同的思维定势。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倾向：更加自觉地在革命文论体系中寻觅最有弹性的局部，在主流话语上求同的同时，适当地在派生话语上求异，提出一些超越主流话语的派生性话语：“主观战斗精神”、“主观拥抱客观”、“中间人物”等等，前赴后继。革命文论家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在原有话语内部作侧重点的调节。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胡风，在他看来，最富有弹性的局部，首先就是创作方法可以超越世界观的局限，作家不一定要通过思想改造，只要通过主观拥抱客观，写真实，也可以走向革命。在反映客观生活的前提下，他强调作家的主体性的表现，他甚至认为，当阿Q拿着笔在画圆圈的时候， “这个跪在地上画圆圈的阿Q， 同时也正是作家鲁迅自己”（注：《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页。）。 开明的革命文论家所追求的不过是加强革命文论的弹性；对于可以同化的东西尽可能地弹性地开放，减少排它性。对于难以用现成话语同化的现象，就要派生出一些从属性的话语来，强化其开放性。 核心话语求同，派生话语求异，是我国革命文论家寻求理论发展的一大发明。 虽然胡风后来在50年代中期遭到整肃，但是，矛盾仍然不可回避，舍不得牺牲艺术的审美特性的理论家，总要找寻新的弹性突破口，提出派生话语。一直批判胡风的何其芳，在胡风失去自由以后，回避了敏感区，为了将阶级性这样一个基本话语从弹性转向开放，提出了新的派生话语。1956年9月，他在《论阿Q》中，提出如果把阿Q 仅仅当作落后农民的典型就低估了它的重大意义，阿Q 精神的共性并不是一个阶级的现象，而是在不同阶级身上都可以出现的。阿Q是有阶级性的，但是阿Q精神却是超越阶级的。这就是著名的“典型共名”说。直到60年代初期，不顾越来越激烈的对于所谓人性论的批判和声讨，他一直坚持认为，标志着最高成就的文学典型，如唐·吉诃德、哈姆雷特、贾宝玉、诸葛亮、孙悟空之所以不朽，就是因为他们超越了阶级性，成了人类某种精神的一种“共名”（注：《论阿Q》，见《何其芳文集》第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1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