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转向和活佛拍电影 近些时候，有两件事给我触动颇大。 一件事是李光耀转向。 众所周知，李光耀被西方人称为“新儒学之父”，“亚洲价值最雄辩的发言人”。但是现在他宣布儒家价值观过时了。 且看李氏先前的观点。 在1994年3～4月号美国《外交》季刊刊登的李光耀同该刊编辑扎卡里亚长篇谈话录《文化是决定命运的》中，李光耀说：“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个好的政府制度，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东方人是不相信的。东方人相信个人离不开家庭，家庭属于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和社会。政府并不想给一个人以家庭所能给他的东西。在西方，特别是第二次大战后，政府被认为可以对个人完成过去由家庭完成的任务。这种情况鼓励了单亲家庭的出现，因为政府被认为可以代替父亲，这是我这个东亚人所厌恶的。家庭是久经考验的规范，是建立社会的砖瓦。”他还说：“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是基础，我们全民都对此深信不疑。”“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人民相信做人要节俭、勤劳、孝敬父母、忠于家庭，尤其是要尊重学问。”（注：参见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太平洋学报》1995年第2期。）总之李光耀所崇奉的是建立在宗法家族基础上的长上崇拜和权威主义的亚洲价值，而且他似乎成功地组合了市场经济与亚洲价值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从而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至少以往几十年许多人这样认为。但是，几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紧跟着而来的亚洲国家的内部动荡，给李光耀模式以重大冲击，以网络技术为基本标志的信息时代的伟大革命，给李光耀的儒家观念当头棒喝。 如今，李光耀终于改弦更张了。 2000年在北京举行的21世纪论坛上，他只字不提作为亚洲价值重要标志的权威主义而大讲西方价值观念所倡导的个人创造性。2001年1月底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他明确宣布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父亲未必最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在信息技术时代，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在接受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采访时，他也说儒家文化不适应信息时代，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因此“要改变父母、叔叔大爷、表哥表姐和外甥侄子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注：参见任剑涛《李光耀为何改弦更张》，《南风窗》2001年第4期。）。 一件事就是活佛拍电影。 据报载：“在喜马拉雅山窝窝里一向封闭的小国不丹，有一位名叫KHYENTSE NORBU的藏教转世活佛，成为该国首次投资拍摄的电影《高山上的世界杯》的导演。影片背景选在印度北部的一个寺院中。1998年，修行中的少年增人们因世界杯的开幕而欢欣雀跃。每天晚上，他们溜出专院到村民家中看黑白电视转播，醉心于比赛的进程。决赛前夕，虽然擅自外出被发现，而他们还是决心“即使借电视也要把决赛看完”。这个故事是根据这位41岁的导演年轻时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这位活佛说，之所以把它写成剧本，是因为“足球是现代化的象征，它甚至在远离世俗、戒律森严的寺院里也引起了变化。我想把这些告诉观众”。拍摄时，由于预算很低，无法雇用演员，剧组启用了两名真正的僧人做主角，连寺院住持也参加了演出，“真人演真事”。在不丹，1999年有线电视才开播。但现在，因特网在这里也开通了。这个远离世俗的国度正在被飞速的变化冲击着。据悉，这位活佛导演已在考虑拍摄下一部影片《美丽的故乡不丹》（注：见2001年3月25日《北京青年报》第12版。）。 上面两个例子，一个是一贯宣扬亚洲价值和儒家思想、对亚洲政治经济发生过重要作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政界“杠子头”的幡然转向，一个是在远离世俗的国度向来被人视为不食人间烟火、六根除净、“坐怀不乱”、同“现代化”不沾边儿的佛界圣人的“现代化”举措，可以说是两个“堡垒”的动摇。这不能不发人深思。 我不知道人们是否把它们看做是全球化问题中的例子。如果不是，那么它们属于什么范畴的问题？ 我倾向于把它们看做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某种表现。 顺便说一句，我所理解的全球化，是指在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各种范围、各种程度、各种途径的交往、碰撞（甚至免不了厮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通，从而在某方面或某些部分达到统一，实现一体化，某些方面、某些部分难以一体化（或者说不可能一体化），但可以在保持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达到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促成全球性的人类文化繁荣。 以前，我只承认有限范围和有限程度的全球化，例如科学技术和经济等领域里的全球化，而拒绝艺术和美学领域里的全球化，认为在这些领域只能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只能保持民族、地域、流派、个人的独特性，很难甚至不可能形成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因而不存在全球化的问题。 而现在，由于越来越频繁的接触到类似于李光耀转向和活佛拍电影的现象（虽然给人的刺激并不都那么强烈），我发生了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