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2)09-0171-12 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素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者的身份名扬学界，但富有意味的是，文学才是巴特的兴趣所在，他一生都在致力于探究文学写作问题：“我必须说，我并不代表符号学，也不代表结构主义……我所选择的实践是写作。”①“写作”(écriture)②是巴特终生研究的主题。③巴特的“写作”既包含相关的理论分析，如20世纪50年代的《写作的零度》，60年代的《作家与写家》《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从科学到文学》《语言学和文学》等；又含有大量生动的文本实践，如70年代以后《S/Z》《罗兰·巴特自述》《恋人絮语》《明室》等，都可以看出巴特对“写作”主题的探索。 需要说明的是，巴特的“写作”并不指平常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是指用“自由的语言”来表达文学的方式，是对语言的一种实践或试验，“自由的语言”可以包含语言学、分类学、精神分析、符号学等各类学科知识的语言。 其中，语言学是巴特写作中非常重要的基石。巴特吸取了广泛的语言学思想，索绪尔、叶姆斯列夫、雅各布森和本维尼斯特，基本奠定了巴特“写作”的语言学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索绪尔的“语言的意指”理论成为巴特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说明性手段，比如《神话学》等文本；1957年到1964年间是巴特最为科学化的时段，受格雷马斯等影响，其最大限度地接受了严密的语言学理论，著作《符号学原理》《服装系统》先后出现的是索绪尔的“两极模型”、叶姆斯列夫的“对立”、雅各布森的“调节器”等语言学概念，此时期巴特最为压抑自己的写作天赋；1966年以后，受各种因素影响，巴特舍弃了科学化的语言，重新回到了作家的岗位，并坚持只有写作活动的文学才能延续结构主义的逻辑④，快乐或者欢愉成为他后期的写作原则，作品极富创造性，而本维尼斯特成为这段时期对巴特影响最为深远的语言学家。 本维尼斯特精通十几个语种、研究内容横跨多个学科领域，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者如列维·施特劳斯、托多罗夫、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拉康等都有所启迪。而巴特是本维尼斯特执教于法兰西学院时语言学讲座的忠实听众，在《符号学历险》《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等文章中，巴特多次提到，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思想极大地推动了自己的研究。 巴特在1975年接受法国《文学杂志》访谈时表示，从语言学方面来说，他对索绪尔、叶姆斯列夫、雅各布森、乔姆斯基等语言学家相当尊重，但认为受他们的影响非常有限，而“最令人心仪的，要数本维尼斯特一人”。⑤巴特继而说明了缘由：本维尼斯特不仅关注语言结构分析，而且研究话语实践行为，最为突出的地方是他的写作风格，不但有丰富的思想，而且还有优美的形式，使他的作品不再仅仅是为了阐明思想的学术书籍而已。⑥这种严谨又生动的语言特质让巴特非常着迷。 遗憾的是，本维尼斯特对法国结构主义者的作用在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中并未被完全重视，而他对巴特的思想影响更是研究者寥寥，大多数学者更集中在索绪尔的层面进行阐释。事实上，本维尼斯特的跨语言分析、陈述话语的理论体系，以及动词时态、人称代词、语态等都对罗兰·巴特的创作尤其是70年代后的文本写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拟结合巴特关于“写作”的理论分析和文本实践，具体阐述巴特是如何将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思想融入自己的写作实践的。 一、写作是跨语言学的载体 巴特的“写作”是一个以文学形式为外衣，内含各类因素的混合体，它融合了随笔性的文字和精神分析、符号学、语言学、分类学等各类知识。可以说，巴特是通过“写作”来打破学科边界，实现其跨语言学的构想，而本维尼斯特的跨语言分析理论为巴特提供了必备的语言学模式。 巴特在1976年为本维尼斯特撰写的悼词《本维尼斯特》中提到：本维尼斯特是最早将语言学与其他学科领域建立联系的人之一，除了语言学本身，他更是致力于与符号学、分析哲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对话。⑦的确，本维尼斯特语言学著作中所参考的学科和流派的数量之众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结构主义、文学、现象学、超现实主义、精神分析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本维尼斯特复调式的思想风格。⑧ 难能可贵的是，本维尼斯特师承语言大师索绪尔却又有所超越，在索绪尔的语言学框架下加入了对人、历史和文化等因素的考虑，比如他大力发展了语言结构的社会性这部分内容，丰富和拓展了语言与符号的关系等等。 就语言结构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在《印欧语体制机构词汇》《普通语言学问题》等著述中，本维尼斯特阐明了语言是一门关于言说的社会的科学，语言学真正成为普遍的“社会学”。⑨在《语言的结构与社会的结构》⑩一文中，本维尼斯特以独到的视角重新审视并深化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认为语言为言说者提供了话语实践的基本形式结构。语言代表了一种将不断呈多元化发展的活动联结在一起的稳定力量。同时，各类人文社会科学不可能脱离语言表达来描写社会、描写文化，所以语言是社会的阐释者，语言包含了社会。(11)。 另就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来说，虽然是索绪尔首先提出了语言学和符号学有着必然联系，但他对于语言之外还属于符号学的部分并未深入探讨。而本维尼斯特在索绪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语言学与符号学联系的性质，在1969年发表的《语言符号学》一文，在语言的表意方式上，提出了语言的“符义学”(le sémiotique)与“语义学”(le sémantique)双重表意方式。索绪尔的符号意指方式仅仅体现在“符义学”层面，符号只指向语言系统内部，符号意义不指涉外部世界。而本维尼斯特增加了“语义学”这个层面，认为这是由话语生成的特定的意指方式，符号的意义转化成一种话语行为，这就涉及需要说话者——人的参与，需要参考语言以外的世界，所以，语义学层面就将原先封闭自足的语言符号引向了陈述世界和话语领域，语言就可以用来表达人与世界的某种关系。本维尼斯特这种语言的双重表意方式，尤其是引入话语的维度，打破了索绪尔以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只关注语言结构内部的分析模式，从而建立了跨语言分析(translinguistique)理论。(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