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现在存在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无论是谁，都对目前的文化状况感到不满。似乎正是这种复杂的不满推动了“文化批评”的流行。在时下流行的文化批评中，“解构”似乎是一种最新的时髦。虽然在中国谈“解构”的人喜欢将他们的谱系直接挂在西方的解构思潮上，但他们的中国式“解构”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都与西方的解构思潮相去甚远，除了使用的一些西方解构哲学的术语。然而，这一现象本身却反映了目前文化思想上的一些根本问题。因此，我们不妨也对它来一番“解构”。 季：“解构主义”在我国学术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乃至近几年才出现的现象。但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出现了类似西方的“解构”思潮。原初意义上的语义学的“解构”实际上已经被加以改造，从而直接等同于“破坏”、“摧毁”、“颠覆”，意味着对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拒斥和否定。 郜：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和文化确实摆脱了僵化格局，渐渐呈现出松散性态势，这至少在理论上为多元学术取径，包括把西方某些思想家的“解构”策略运用于文化分析和文学批评提供了可能。但是，实际往往比理论更复杂。比如，要“解构”，先得问解什么“构”，或者，什么“构”非得用“解构”之法去解？这可不是光靠列举几条后工业后现代现象就可以对付过去的。像十几年来的“新时期文学”，也许确有某种统一的格局，某些因素对新的文学可能性甚至还有先天的压抑机制。所有这一切在所谓的“后新时期”都发生了巨变，一统局面突然不见了，后出的一些文学现象许多人都没有料到。或者可以说，“新时期”的某种“构”在“后新时期”自行瓦解了。但是，谁解的？是时下走俏的解构论者，还是他们引为同道的“先锋文学”、“后现代文学”？好像都不是。实际上，“新时期文学”自始至终就不是某个“构”可以囊括的。人们之所以觉得有一个“构”，多半因为某些非文学因素的笼罩。“解构”应该确实有值得一解之构，而不能只是虚构某些实际并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但也并不值得去解的“构”，大肆操练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兵器。否则，“解构”恐怕要陷入无构可解的“无物之阵”，陷入虚无和比虚无更可悲的掩盖虚无制造虚无甚至玩弄虚无的境地。这是吃紧处，不得不一问再问。 张：解构主义在西方兴起是有内在的思想史理由的。但中国的“解构”思潮却重复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多次发生过的一幕：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一个最新的西式武器来对付一切认为应该否定的东西。但这一次更缺乏内在的思想史和学理上的根据，带有更大的主观任意性。与西方解构思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里达辈要解的那个“构”不仅的确成其为“构”，而且根深蒂固（尽管他们对西方思想传统的解读或诊断在西方并未被广泛接受），但在中国现在已无“构”可解，任何传统都已是明日黄花。这样，解构在这里无边的扩张却恰恰暴露了中国式解构本身的空洞。 陈：如果拓展视野，从近代中国文化的大背景来考察，或许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现在的中国实际并不存在类似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样根深蒂固的传统有待“解构”。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思想文化都处在持续的变动、即固有传统和西方冲击的双边互动之中。这一变动的基本情状就是传统的动摇、崩溃和西学的涌入。对传统的摈弃导致了固有文化根基的丧失，对西学浮光掠影则让国人的头脑成为他人的跑马场；苏格拉底说：“变动时没有知识可言”，而文化理想的破败必使前此荫庇其下的人群在精神上骚动不已，它是从反面对文化建设的呼唤。然而对此问题的回应深刻显示了近代中国的根本性困境。近代中国的历史和思想是在中西碰撞摩荡的框架中启动和发展的，所谓现代化问题是人们首先考虑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现代化即西方化是国人心照不宣的普遍观念，虽然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逐渐演化过程，但现代化或西方化主要侧重在器物这一最初引发冲动的层面，因而对三个层面往往缺乏清晰的区分意识。即使在“五四”时期，“民主”、“科学”也主要是用来作为解决中国具体现实问题的“器”而非“道”。发生在历史的现实冲动中的实用倾向打击了对文化建设的反省，从而忘记了庄子“无用”乃为“大用”的箴言。而从真正的西方经验来说，文化理想的建构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立足这样的角度来分析，虽然近现代一再提出各色建设方略，给出种种乌托邦承诺，却并没有一个持续的对文化理想、人文价值的关怀和建构。我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这种关怀，而是说没有对这种关怀的持续重视。这个整体的态势也体现在相当部分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知识分子身上：在各种杂陈的思想观念中各据一隅，缺乏深入的学理探讨和虔敬的全身心认同，知识分子个人所执有的理想也处在不停的变动之中。我们会看到一个知识分子惊人的理想转变和跳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严肃的虚无态度的体现，正应了庄子说的“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试想以如此的担当者如何从事长期艰巨的文化建设工作？在这样的趋就之间，真正留存的不是可资发扬的思想文化资源，而是突现出来的一种基于意气的姿态。或激进或保守，都仅仅是一种姿态，其内涵却被掏空了。姿态类似于舞台上的一次性表演行为，局限于具体的情境，不断变换的姿态使固有的传统和引入的西学都成为表演的工具，根本不能导向文化的积累和建构。一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之后，只剩下舞台的空旷。应该反省的是，在姿态之外，真正该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