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literariness)，不仅是西方文学理论中一个极具理论张力的艰难话题，而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也在中国引起了广泛而持续的讨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凸现了研究者对于文学的自律性，以及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科学研究领域的专业性和独特性的诉求。这显然折射了近三十年来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是对1980年代建构出来的关于“纯文学”的常识和体制性知识的一种提问(贺桂梅29-41)。“什么是文学”与“什么是文学性”这两个维度的思考不可避免地纠结在一起，相互缠绕和渗透，对后者的阐释一时之间成为解答前者的必要条件。 为了解开这一对难解的结，中国学者陆续提出了一些关于“什么是文学性”的观点。这些讨论有的立足于东西方学术传播的视角，努力提出一种宏观的、开放性的定义，有的则直接阐发自己观点。其中，一种理路是努力把“文学性”直接归结为文学的某一种具体属性，另一种理路是关注“文学性”的多重辩证。也就是说，中国学界关于“文学性”的讨论基本上是以下两种立场：一种坚持文学性是文学的恒定本质，是抽象的、客观的，是使文学区别于其他语言行为和其他艺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核心和标志，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另一种则否定文学性的固有属性，认为文学性是具体的、历史的，随着文学的时代变迁而显得极为复杂和不确定，并且弥漫到学术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流变性和多样性，本质仅仅是一种幻觉，只能置身于无尽的问题之流。这两种立场的根本分歧，以及那些游离于二者之间、无法定位的观点，反映了俄国形式主义、解构主义于20世纪一头一尾分别提出的两种“文学性”不分先后地在中国学界弥散与流变，所产生的融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研究情境的理论博弈过程。 中国学者界定文学性的尝试各有其合理成分，但它们或将“文学性”概念“窄化”即“语言化”，或将“文学性”概念“泛化”即“文化化”，或将“文学性”与“文学”划上等号，或止步于西方与中国学界的“文学性”的各自为营。虽然也有一些讨论回归了“文学性”的起点即“雅各布森文本”，但雅各布森界定“文学性”所从出的理论语境，即动态共时的功能结构观，并没有得到深入而系统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也就没有从俄国形式主义对于历史文化学派的逆反中汲取到更为有益的参照。问题的关键却恰恰在于，正是因为雅各布森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立场，才给予了“文学性”范畴向文学研究各个维度扩展的更大的理论空间。从语言学领域的探究进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这正是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范畴的原初理论预设。因此，为了进一步厘清关于文学性的论争，我们有必要回到“文学性”范畴的语言学起点加以重新梳理。 一、动态的结构 雅各布森是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搭桥人物。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后裔之一，布拉格学派即捷克结构主义从诸多方面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而直接走向法国结构主义。融合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理论，是其最重要的理论推进之一。雅各布森、特尼亚诺夫在《文学与语言研究诸问题》(1928年)一文中，明确提出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来(Jakobson，Problem 3-6)。这是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和索绪尔语言学“双源合流”的最初努力(赵毅衡4)。①在这种努力中，一开始就包含着对索绪尔语言学基本法则的辨析。雅各布森的结构观，也于此初见端倪，并在对结构语言学理论的重新阐释中逐渐建构起他对语言和文学研究的理解。 在1929年发表的《浪漫的泛斯拉夫主义——新斯拉夫研究》一文中，雅各布森指出，如果要囊括当时各种科学的主导思想，再没有比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更贴切的术语了(Jakobson，Retrospect 711)。他首创了“结构主义”这个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为流行的概念之一，其结构观对相关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结构主义的全面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更重要的在于，雅各布森从一开始关注的就是语言学与文学研究(尤其是诗歌研究)的接面。1919年，他在莫斯科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述《现代俄国诗歌》，②其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学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文学研究的核心之一。雅各布森指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Jakobson，Новейшая 305)。这正是他对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所做的回答，即“诗学涉及的首要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一段语言表达成为艺术品?”(Jakobson，Linguistics 18)文学研究与语言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雅各布森学术思想的主导线索。因此，雅各布森的结构观，是结构主义从语言学移植到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越过的关节点。 文学研究中有些至关重要的概念，貌似简单，实则极为复杂。在结构主义思潮或方法论中，盘根错节的“结构”(structure)这一概念，就是一例。1985年中国学者就关注到“结构”这一概念的界说对于评价文学研究中的结构主义的重要性，并且初步分析了列维-斯特劳斯、皮亚杰、罗兰·巴尔特的结构观(程代熙165-99)。③关于雅各布森，则只是提及他是结构主义的精神领袖，没有真正去追溯“结构”的语言学来源。也有学者指出，“结构”的概念不是结构主义所独有的，而是历来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新批评把结构视为具体文学文本的属性；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把结构扩大为整个西方文学传统的属性；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批评，断然否认文本有客观存在或人为赋予的结构概念；卡勒在认同结构概念的同时，却将其归结为读者内化了的阅读理解程式(盛宁1-14)。④这里虽然梳理了“结构”概念的流变，但是，对语言学这一环节似乎无意的缺失，则削弱了其应有的理论力量。既然“结构”概念是挟裹它的语言学意义进入到文学研究中的，那么，只有遵循着这种思考方式，才可以使厘清这一概念的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就此而言，“结构”与“形式”(form)、“系统”(system)的理论源流，需要首先加以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