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4)06-0121-06 20世纪60年代之后，英国以威廉斯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开启了西方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初衷是企图对传媒时代文学的形态变异作出理论上的回答，因此他们的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对既往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补充。但由于其本身包含了无法克服的矛盾，所以在其后继者那里渐渐演变成大而化之的“对文化的研究”。本文认为，文化研究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文学理论需要面对文化研究的现实并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 问题之一：文学可否作为一种“书写”与“阅读能力”？ 谈到文化研究不能不提到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威廉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也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奠基人。按照威廉斯的研究，英文中的“文学”(literature)一词开始表示的是“书写”(writing)与“阅读能力”(reading ability)、“阅读经验”(reading experience)，也就是说，原先的“文学”是混整未分的，既包括诗歌，也涵盖了哲学、历史及散文随笔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形成于18世纪，它将文学定义为人类整体经验的表达，其特征是强调文学的“趣味”与“感受力”的审美品质，突出文学的“想象性”与创造力，并张扬一种“民族文学”的观念。这种文学观念的出现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这种文学观念及其关于文学的定义，使文学与某种受过教育并经过审美与艺术训练的“特别的少数”人联系在一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当今时代的文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电子传播及电子合成、访谈、形象传播等与文学融为一体，言语、写作与形象相互关联，但是细细推究起来，所有这些仍然都没有离开书写与阅读。所以，威廉斯试图恢复和重新授予文学作为“书写”、“阅读能力”、“阅读经验”这一被遗忘与被压抑的含义。因为该含义超越了近代以来对于文学过于小圈子化的狭隘规定，把人们多元化的生活体验包容其中，而且它可以把新兴的文学变异形态如影视和音像等吸纳在内。”[1](p.54) 威廉斯对文学的考察与重新界说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由于文学的边界不断地具体化并处于变动之中，“文学”可以说是一种特定化的社会和历史归类，一种带有意识形态性的界说。因而威廉斯将文学看成是一个历史的与相对的存在，并没有恒定不变的本质或普遍性，尤其是进入电子与传媒时代之后，文学常常以混合物的形态出现。但他发现无论文学怎样发展变化，依然未脱离“书写”与“阅读”这一古老的界定。恢复这一古老的界定，就能够找到分析当下文学存在状态的新的契合点。而读、写既是文学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文化最基本的含义，威廉斯的文学观实际上是把文学看作一种文化现象。其二，威廉斯看到了历史上“文学”观念的变迁所蕴涵的权力关系，进而针对电子与传媒时代的文学现状提出了新的概括，并试图对这个文学状态所蕴涵的新的权力关系作出分析。后来的文化研究者秉承与发挥了威廉斯的这一做法。美国的乔纳森·卡勒在近著《文学理论》中，也把“文学”看作随一定时代文化观念的改变而不断地建构的一个过程。在他看来，文学的范畴并不十分明确，文学作为审美的、想象的作品的观念只不过是最近200年的事，这个观念并未能涵盖文学的其他属性，更难以囊括当今的文学存在形态。他的结论是，文学是一定文化的产物，“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2](p.23)，这就将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范围大大地拓展了。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正是沿着威廉斯这个思路进行文化研究的。例如霍尔的“表征”(representation)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便是取自威廉斯的“书写”与“阅读”。表征既是描摹，也是象征与替代，是一个同时可以应用于语词与图像中的概念。在《表征》一书中，霍尔认为表征是用语言向他人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它包括语言的、各种记号的及代表和表述事物的诸形象的运用。而表征活动更是一个牵涉到规则、生产、消费、认同等环节的复杂的动态过程。在霍尔看来，语言就是一个表征系统，因为通过语言我们可以使用书写文字、声音、电子技术生产的图像及音符来表征我们的观念和情感。霍尔不赞同反映论和主体意向论的表征观念，而认为事物、思想与概念、语言之间存在着多种中介关系，质料、概念与意指均受制于文化与语言的信码，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生产了意义，因此，表征活动是一个社会行为，是一种意义生产、一种实践。在论文《编码，解码》中，霍尔从视觉话语入手来透视表征问题。他认为编码和解码的符码并不完全对称，这些符码不完全地传达、中断或系统地扭曲所传达的一切。霍尔以电视符号为例证，指出视觉话语本身已经将三维世界转译为二维的层次，从而不等同于所指称的对象，其次在视觉话语中职业符码对主导符码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可以挑选职员、选择影像和现场辩论，进行相对自治的符码操作。霍尔意在表明，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主导的话语结构，因为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无所不在，这无疑影响编码和解码，所以存在着“被挑选出来的解读”方案。但观众或读者并不是被动的，他们未必在编码者“主导的”或“所选的”符码范围内活动，而能够进行“选择性感知”，甚至作出对抗性阅读。霍尔注意到编码、解码的复杂性，特别是读者在阅读中的争斗与抵抗潜能，这对我们理解电子传媒时代文学的变异以及读者阅读经验的变异有积极意义。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文化研究主观动机是对电子传媒时代文学变异形态的研究，旨在研究文学与文字在电子图像、广播、广告中的地位与表现，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新的阅读经验。应当说，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与探讨的问题。如今电视已经以其直观的视觉冲击取代了静观沉思的文学作品成为最广泛普及的艺术消费方式。欣赏也走向平面化，由先前静观、默想的沉思变为直观、参与的互动。更为重要的是，视觉形象几可乱真的真实感让人觉察不到从文字到形象的转换过程，人们耽溺于应接不暇的视觉形象仿真，遗忘了传播媒介与符号的存在，思想反思让位于精神恍然。网络文学更以其匿名性与参与性，打破了文学精英对创作的垄断权，网络超文本写作的流动性与及时消费性与纸质文学文本对永恒性的追求格格不入。这说明，随着广播、影视、音像、多媒体网络艺术的蓬勃发展，在传统的所谓文学活动与非文学活动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灰色区域，上述现象体现了新的文学经验，也突破了先前对文学边界及其特性狭隘的规定，迫切需要作出理论上的概括与回应。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