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批评”与“作家批评”

——当代文学批评的两种路向及其问题

作 者:
高玉 

作者简介:
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浙江 金华 321004)

原文出处:
思想战线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路向”或者说“模式”,即“学院批评”和“作家批评”,两种批评各有其缺陷,表现为:“学院批评”过分地依赖理论从而导致批评与创作实际脱节;“作家批评”则欠缺理论从而导致批评的现象化而缺乏深度。这两种缺陷正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5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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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路向”或者说“模式”:一种是学者批评,我称之为“学院批评”,这类批评更关注文学理论问题,它虽然也涉及到当下的文学现实,但这些当代文学现象多表现为理论的材料,即是为理论服务的,其最终结果表现为理论形态而不是批评形态,具有中国古代“八股文”的倾向和特点。另一种是作家或准作家批评,或者是具有作家倾向的批评,我笼统地称之为“作家批评”,这类批评多关注文学的创作实际,多从写作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其最后的结论多是为其他的作家写作或现实文学问题“献计献策”,具有中国古代“策论”的倾向和特点。

      当然,我这里所谓“策论”和“八股文”都是比拟意义上的。事实上,在内涵上,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学院批评”与“八股文”写作具有根本性的不同,“作家批评”也与“策论”具有实质性的区别。但在写作特征和写作取向上,以及二者各自的优缺点上,“学院批评”与“八股文”写作具有惊人的相似,“作家批评”与“策论”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八股文”在写作上循规蹈矩、引经据典乃至于墨守成规,文学批评中的“学院批评”也是重历史问题,尤其是重历史上的理论问题,也是旁征博引,理论上一套一套,但却脱离文学现实,缺乏实际意义。“策论”在科举考试中与“经义”相对,主要是议论时事,所以本质上是“时论”。而“作家批评”也是关注文学中的时事,包括创作经验和体会,具体作品的创作得失,文学发展的价值取向、政策措施等。所以,本质上,“作家批评”属于实用批评,而“学院批评”则具有纯粹的学术研究性。

      其实,“学院批评”与“作家批评”的分野并不是当代文学批评的特殊现象,也不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特殊现象。英国哲学家、美学家科林伍德曾把对艺术哲学怀有浓厚兴趣的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具有哲学素养的艺术家”,另一类是“具有艺术趣味的哲学家”。“艺术家型的美学家熟知自己所谈论的内容,他能分清艺术的事物与非艺术的事物,还能说出那些非艺术的事物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妨碍它们成为艺术,又是什么原因使人们误认为它们就是艺术”[1](P3)。也就是说,他们对艺术非常敏感,善于鉴别艺术,对他们所谈论的内容非常熟悉,其缺点是不能对艺术深层的原理进行深入的追问。而“具有艺术趣味的哲学家”则相反,“他们令人羡慕地免于讲不出道理,但是要说他们了解自己所谈论的事物,那可就没有保证了。”但是,“哲学家的美学,因为缺乏一种有形的标准,无法判断美学理论在与事实关系中的真实性,只能运用一种形式上的标准。它能检验出某种理论在逻辑上的缺陷,因而予以舍弃,但是它却永远不能主张或提出任何一种作为真理的美学理论”[1](P4)。也就是说,他们能对艺术问题讲出很多道理出来,但这些道理属于哲学问题而非艺术问题。对于具体的艺术,他们的感悟能力非常有限。科林伍德把哲学家的美学称为“学院派的美学”。

      实际上,科林伍德所概括的两种倾向不仅适用于美学研究,也广泛地适用于文学批评,不仅广泛地适用于西方的文学批评,也广泛地适用于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中国当今的文学批评仍然是这两种基本的缺陷和问题。

      法国现代批评家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一书中则把文学批评分为三种类型:“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大师的批评”。“这三种批评,我将称之为有教养者的批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和艺术家的批评。有教养者的批评或自发的批评是由公众来实施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由公众中那一部分有修养的人和公众的直接代言人来实施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是由专家来完成的,他们的职业就是看书,从这些书中总结出某种共同的理论,使所有的书,不分何时何地,建立起某种联系。艺术家的批评是由作家自己进行的批评,作家对他们的艺术进行一番思索,在车间里研究他们的产品”[2](P3)。对这三种批评,蒂博代还有多种命名,比如“自发的批评”,又称之为“口头批评”、“报纸批评”、“当日批评”、“新闻记者的批评”、“每日批评”、“新闻式的批评”、“专栏批评”、“沙龙批评”。“职业的批评”又称之为“教授批评”、“学院批评”、“求疵的批评”、“雄辩的批评”、“纯粹的批评”、“历史的批评”、“哲学批评”、“道德批评”、“大学的批评”。“大师的批评”又被称为“寻美的批评”、“同情的批评”、“天才的批评”、“作坊的批评”。这些命名强调的是各种批评不同的侧面,当然并不准确,但它们从总体上概括了三种批评的特征。

      今天,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批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文学批评”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蒂博代那里,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三者还缺乏理论上的区分,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英美“新批评”产生以后,“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三者便从理论上区分开来[3](P30—39),它们三者共同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文艺学”。这种区分被后来的文学理论所广泛地接受,也为“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学理论所沿用,所以,本文中所说的“学院批评”不包括文学理论研究,也不包括文学史研究。

      而具体就中国来说,文学批评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蒂博代所说的“贵族沙龙批评”现在可以说完全不存在了。新闻记者的报纸批评现在被称作“传媒批评”,仍然存在,但它在整个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已经大大降低,在现代报纸中,文学批评的空间已经变得很小,“每日批评”已经变成了一个遥远的梦。并且批评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轻松、活泼、幽默、趣味、个人感觉和阅读体验已经不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介绍、政治定性、风格定位,且是文风僵硬而死板。专门的文学报纸少而又少,其中的文学批评充满了政治和爱好的偏见,且十足的学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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