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文学)形式主义侵入思想空间 我们的第一个论点是：文学形式主义，在我们将要描述的意义上，只有把它与哲学①的衰退联系起来看才是能够理解的，理解它是如何可能发生的。 这种衰退可以通过一个地点——法国，通过一段时期——战后，以及一种明确的哲学话语得到确认，而这种哲学话语在当时是唯一可能出现的，那就是现象学，虽然它本该盛行才符合历史逻辑，可是终究还是衰退了。这种衰退是由于思想场中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事物：语言。人们原以为非常了解的这个新事物以一种几近完美的状态出现，如同雅典娜全副武装地从其孕育者宙斯的头颅生出，因而，这个新事物愈发显得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而且，这个新事物还具有一种完美无缺的完整性，同时它以“能指”为全部装备，而这个能指出自人们不太理解的一个用语，即“结构”这个词。语言在其特有的结构中，在笛卡尔意义上好像魔鬼一样，能够在执行自身法则的同时描述这些法则。可以说，它以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获得了现象学数十年来试图从意识中推导出来的东西，而且，现象学对意识深入细致的推论与描述尽管连篇累牍，却从未建立其号称真实性结论的绝对可靠性。在某种意义上，现象学可能会(像黑格尔那样)主张，意识本身即其概念，那么由此而来的是，人们对意识及其影子的令人疲惫、循环和徒劳的追求，如同在捉迷藏游戏中那样。②语言——结构主义予以发扬光大的语言——由此见证并造成了现象学的名誉扫地，因为本质直观所特有的明证性名誉扫地，而本质直观就这样将自身变成先验主体性的依据。③ 但是，毕竟有过更模糊不清且不那么耸人听闻的情况，语言对于意识哲学家而言远不是一个问题，反而能成为一种新理论冲击——充分融入胡塞尔开创的异乎寻常的事业。④此外，不是有几个智识之士——他们确实并不总是漠然的，比如德里达——试图清点结构主义亏欠现象学的哲学债务吗？⑤而且，我们看到，在现象学阵营中，至少有一个传教者——最出色的传教者梅洛—庞蒂就欢呼索绪尔的发现，把意义视为内在于语言形式的东西，而且早在《知觉现象学》就开始了。⑥莫里斯·梅洛—庞蒂给人这样的印象：在现象学话语中有足够的出口，而且有足够的可能通道与结构主义相连，这样一切都可顺利进行。 但是，哲学上的问题也许向来无法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思想开放问题。我们判定为哲学衰退的东西，又掺杂了并不严格属于纯粹思想的范围但属于包括历史、政治、文本、力量关系、偶然个人之立场的因素，应该说，这些因素在十几年当中由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都塞和米歇尔·福柯发起的一种极端狂暴的、有时漫画般滑稽的进攻维护着，他们攻击现象学最薄弱的环节，因为最暴露所以最薄弱的环节，那就是让—保罗·萨特。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1962)全书特别是第九章《历史与辩证法》中，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1966)的第九章《人及其副本》中，路易·阿尔都塞在《答约翰·列维斯》(Réponse à John Lewis，1973)中，就是这么做的。 二、萨特与无形式 萨特的情况对我们的问题而言特别恰当，这样我们就能稍作变动地重新提出我们最初的论点，特别将思想场中文学形式主义的突现，与毫无疑问地被证明是后果最严重、最不可预见的衰退，即萨特的衰退相关联。 之所以说它是最不可预测的，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形式主义作为学说体系其实本来可以满足于萨特《境况I》中对于文学的强大批判分析，如同文学形式主义的某些代表最终满足于从保尔·瓦莱里的直觉中汲取他们的形式主义一样，而瓦莱里的直觉是从马拉美、波德莱尔和埃德加·坡的深奥的象征主义，也是从帕纳斯诗派的新古典主义继承而来的。⑦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中所发表文章的结集《境况I》中，已经有维护一种坚实而深刻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一种现象学的形式主义。在这种形式主义中，常常涉及语言，无论是论及福克纳或多斯·帕索斯的时间，还是围绕全知的叙述者问题摧毁莫里亚克，抑或最后在《〈局外人〉的解释》中，如同20世纪60年代的形式主义那样，指出最终涉及的不过是“技术”。这个词重复不断地出现，萨特当时似乎提前应用了巴特论述卡夫卡的公理，这条公理正是形式主义公理，依据这条公理，文学的存在就是它的技术。⑧但是文学形式主义并不是由战前的也就是往昔的萨特、瓦莱里或巴什拉的有力的和精彩的描述所塑造的一种听话的形式主义。这是一种思想的经验、一桩现时的智识事件。 若说文学形式主义遇到了结构主义，也就是一种理论，而不是局限于一种唯美主义的、优雅的随笔主义，那么，在这种哲学衰退中，形式上的责任也许部分地落到萨特身上。萨特实际上放弃了《存在与虚无》给予他的哲学上的至高地位，《恶心》给予他小说上的至高地位，《境况I》给予他批评上的至高地位，分别以《辩证理性批判》、《自由之路》、《文学是什么？》取而代之，还要加上关于热奈和福楼拜的瑕瑜参半的鸿篇巨制。 正是形式从中永远地失去了。而且这种征象可以从这些书大多未完成或篇幅巨大看出来。⑨萨特的薄弱环节在于如是的象征结构，也就是作为文学形式主义对象的东西：它的物。萨特无法为其话语找到一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缝合它并以某种方式认证它。 作品的象征结构的这种脆弱性对应于两个错误，当然萨特这个时期令人眩晕的工作显然元法用这两个错误来概括。一方面是一个哲学错误，一个立场错误，把作为系统的语言置于实践—惰性场(le champ du pratico-inerte)中的错误；⑩另一方面，是一个政治错误，与第一个错误相关，相信政治的实在性是以法国共产党为核心和过渡点的。这是一个后果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因为对历史和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事实上导致萨特令人费解的选择，即把法国共产党当作其主要对话者。然而他从前的所有作品都与这种选择相反，这表现在《恶心》的反人道主义、《存在与虚无》的反实证主义以及《境况I》中对现代、形式的抗拒。在自《什么是文学？》起为自己洗脱形式主义原罪的徒劳中，我们可以觉察到萨特的衰退。这就是说，在这里构成我们那个新事物的东西，由此也许来自萨特的倒退以及这种倒退产生的空虚。因为，思想生活如同大自然一样厌恶这种空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