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02；G 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20)04-0139-06 人类历史的发展，更趋近于相互理解的状态，而非相反。如果人类开始就不是有其相近的传统，而只基于地缘、气候甚至于环境和人种营生，他能否彼此沟通就是一个大的问题①。这些差别显然会带来巨大的文化差异。文化的差异可能还有多种原因，因为人们在多种部落交往中产生不同的文化习俗和价值理想，一方面受到地域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受到后来的政治和宗教的影响，产生文化上重大的差异。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1](P207)，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能说东西文化没有共同性，但也要看到二者之间明显地呈现重大的差别性。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就是认为人类重大的文化传统在纪元前第8世纪到第5世纪之间产生重大的价值体系和宇宙观因人同为人而可相通，但事实上的诸多差异却使其难以沟通。但他没有说明这些价值体系和宇宙观最后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这里的一个回答是因为期间出现了一些圣人。像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中国的孔子、孟子等，印度中间还有先知，造成婆罗门教、造成宗教信仰与史诗相互作用，形成了吠陀书(Vedas)。中国的经典就是儒家的经典、道家的经典。希腊也有他们的经典，包含罗马的史诗、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对话，甚至包含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学。犹太民族则有犹太教的圣经(所谓Torah，所谓旧约中的前5章)。 这表现出的文化格局，即每个文化都有其智慧传统或教条，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圣人之言行。这在民族之间的关系中是如何体现、如何实现的，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没有强调②。到了近代，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我们看到，所谓文化都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因素(甚至用黑格尔的话讲，包含了4个基本因素)。我说的两个，一个是哲学，一个是文学。哲学代表的就是理性精神，文学代表的就是一种人文精神。在中国来说，人文是从表达方式来讲，是人性精神，也是人性，从形式来讲是人的活动的表达方式；从内容来讲表达的是人性，在英文中是一个词，就是Humanity。中文的人文和人性分开，因为文和性是分开的两个词。当然，英文中我们也经常用human sciences and arts来表示人文或人文活动的成果。 文化有其所谓人的表达形式，语言当然是文字最根本的表达形式。《系辞》里面说“物相杂，谓之文”。《论语》讲“文质彬彬”。《中庸》说“文理密察”[1](P354)。《论语》中的文，在孔子来说是“文行忠信”[1](P82)。从《说文》来看，文就是事物的纹理，代表一种具体表达内部状态的形式。豹子的纹和老虎的纹，天上的云纹，都是非常具体的纹。 文，显然有其形式或格式甚且格局。但文有质的内涵，即内在的质。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P68)“史”代表历史的时间造成的固态，“质胜文“则为没有形式约束的表达，近于野性。所以文质需要两者相互表达，文需要质的制约，质需要文的内涵，这是文化的典型。 在这个意义上，从儒家来说，礼乐也是一种文。礼乐所包含的人性的内涵，尤其是发展中的德行，仁、义、智、信作为人心的内涵，表现为礼就变成一种形式。“文质彬彬”，还有境界的问题，能够成为一种德性。这种德性在儒家孔子那里分为仁义智信，是内在的性，礼是外在的文。仪礼之信，仁义为始，是性的本质。对于人类粗野的欲望的约束，需要“克己复礼”。有了礼之后，仁义就变成智和信。透过礼把德性化成外在的行为，对人的生息发展是有利的。 人文和人性有差别。人性建立在天命的个人的基础上，是属于个人内在的质地，是内在的善德。《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1](P288)，把天命之性变成大家共同追求的道理，而所谓道则转化为可以传承的文化传统，代表中国儒家文化的发展。从广义讲，这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经过“率性之谓道”来自觉发挥人的善的内涵。而德性，形成了可以传承、可以积淀的文明之道。从天命到文化，人们修持的是文化，形成一个文明的状态，此一通道称之为道。 这里《中庸》和《大学》本体的命题是相通的，《大学》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1](P249)，是修持的过程，强调德出现亲民的社会行为，形成共同的善，达到一个人类走向终极的善的目标③。 以上是从广义来说的文，那么狭义的文学指什么? 从孔子来说，强调语言表达的重要。这个表达是人类共同建立社会的需要。文是从人际沟通、社会沟通的一种方式，这就是语言。这个语言，要和实际联合在一起。语言本身不能离开真实，一个是发自内在的真实，一个是指向外在的真实。《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P331)诚是自然的真实，“诚之者”为人之道，是人真实地表达自然的真实、人性的真实，这叫诚之者。诚之者，尽我所能去实践或体现自然真实之道。 我们在期望当中，以诚为生活发展的目标，认识外面的真实，找到内在的真实。外在的真实和内在的真实要统一起来，就是“故时措之宜也”[1](P339)，在适当的时间做出适当的行为。 那么，语言如何表达人类的情境?就要强调语言表达的正当性和适宜性。语言要表达其所见，不是随便地表达。语言有象形的作用，使文明得以发展，是修持的作用。《中庸》说：“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1](P358)。语言是否能表达真实?《系辞》说“君子修辞立其诚”[2]，君子以辞表达在文字上“立其诚”，实现他的真实性。人一方面要修持自己的德性，在一种情况下适当地表现自己，维持人的内在之德，相应适应环境。这就是《系辞》九德提出的修德问题。实际上，从文化的观点看，《周易》提出的符号体系，已经成为特殊的表达工具来描写外界的主旨，促进我们对内在世界的自知、自觉，与外在世界相对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真实地趋吉避凶，实现人的内在之善，超越环境之不利。在《周易》上讲，这是语言发挥的作用，有内在的即时性、警惕性，表现人的所谓伦理的、道德的和意识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