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空间·现代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贺昌盛(1968- ),男,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 361005;王涛(1985-),男,厦门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福建 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
东岳论丛

内容提要:

作为一个自创的概念,福柯所谓的“异托邦”特指区别于实存的物理空间及虚幻的“乌托邦”的某种主要由语言符号建构起来的“异在”的“空间”形式,这一概念对于矫正现有历史学研究的偏执及重新理解“现代性”的“空间”意味均有着深刻的原创性意义。从书写层面上讲,“异托邦”主要由“地方志”、“外来者”与“居在者”的三种想象性书写交织构建而成;“异托邦”以其“居在者”对于边缘性“异在”特质的认同及与作为“他者”的“中心”的关系作为确认“自我属性”的依据;“异托邦”之“多元并置”的“共在”形态比常规空间的秩序化形态更能够显示“现代性”对于“时间/历史”维度的抵抗。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7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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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7)07-0137-08

      “异托邦”(Hétérotopies)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仿“乌托邦”(Utopia)概念而自创的一个术语,最早见于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所写的绪言,后他又撰写过一篇专文加以论述,但除此以外,福柯没有留下其他更为详尽的阐发此一思想的文字。也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异托邦”只是福柯的一种尚未成型的初步的构想,国内学界也主要集中于对这一思想的译介性介绍及其与相关范畴之间关系的梳理(如尚杰、张一兵、马汉广等的研究),或者借此一思想展开具体的案例分析(如花园或边缘政治等)。事实上,“异托邦”思想本身一直潜在隐含着“异托邦到底以何种方式言说、呈现和确认自身”、“以‘异托邦’为核心的空间转向是如何回应现代性的‘去历史化的同时使自身历史化的困境’的”等等有待进一步拓展的“问题域”。福柯关于“异托邦”的全新构想应被看作是为了突破自19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在“时间”维度上的困局所重新开掘的某种突破口,它开启的也许正是现代性在空间维度上的独特景观与新的蕴涵。

      一、“异托邦”:“空间”建构的一般性理论

      福柯有关“异托邦”概念的灵感,主要来源于博尔赫斯的《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一文,博尔赫斯在文中杜撰了一部名为《天朝仁学广览》的中国百科全书,其“动物”词条下罗列了一系列杂乱无序且彼此毫不相干的名目①。福柯认为,如同雨伞和缝纫机被放置在了一张手术台上,“无序”已经颠覆了我们对“秩序(理性)世界”的既有认知:“存在着一种要比不相适的东西和不适合的东西的联结更糟的无序;这里的无序,我指的是,大量可能的秩序的片断都在不规则的毫无规律的和不具几何学的维度中闪烁;我们应该取‘不规则事物’这个词语最具词源学上的意义;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中,事物被彼此相互不同地‘停放’、‘安置’和‘排列’在场基中,以至于不可能为它们找到一个居留地,不可能在它们的下面限定一个共同的场所。”福柯称这样的“场所”为“异托邦”②,与纯粹虚幻的“乌托邦”的非实在性不同,“异托邦”是一个实存的世界,但它又并不是物理现实中的某个具体场所,而是由语言和想象建构起来的一种特定的“空间”——雨伞、缝纫机和手术台的并置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因为人们总是会依据理性的归类原则使他们各自归于“应然”或“必然”的“(合于逻辑的)位置”;而当这种“并置”以“语言”的形式被陈述出来的时候,人们在“想象”中就会构筑起使之“能够”得以“并置”的可能空间(甚至有可能将其付诸现实的实存如诸多创意型后现代的建筑设计)——“异托邦”是一种“或然性”的存在,其以破坏“语法”的方式冲击着“理性规范(秩序)世界”的既有原则。

      在福柯看来,将一切都归于“时间/历史”维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必须承认,在19世纪及其以前,进化发展的观念与主题线性演化的思想确实为解释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但由这种思维惯性所带来的“定势”也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其他领域的关注和探究,这其中就包括与“时间”同等重要的另一个维度:“空间”。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所能够感受到的已经不再是“先/后”的线性时间关系,而是“彼/此”的“点”状“并置”关系,时间维度上的“先/后”序列已经转化成了邻近“空间”的“共在”(共时性存在)结构。“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世界更多地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造成目前的焦虑的原因,更多地是与空间有关,而不是与时间有关。时间多半可能只是作为被分摊在空间中的诸元素间某种可能分配的游戏出现。”③每一个“共在”的“点”都在以其自身所特有的“空间”特性与“他者”发生联系。事实上,除了福柯以外,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field)、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认知图绘”、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的“第三空间”,乃至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区域经济”研究模型等等,基本上都可以看作是20世纪以来由“时间/历史”向“空间/共在”转向的标志。

      福柯有关“异托邦”的设想最初出现在《词与物》(1966)一书的前言中,1967年,福柯在一次建筑学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另类空间》(Des Espaces Autres,又译“他者空间”)的演讲④,对“异托邦”的内涵给予了更为明晰的定位:

      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中可能也有真实的场所确实存在并且在社会的建立中形成——这些真实的场所像反场所的东西,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乌托邦中,真正的场所,所有能够在文化内部被找到的其他真正的场所是被表现出来的,有争议的,同时又是被颠倒的。这种场所在所有场所以外,即使实际上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因为这些场所与它们所反映的,所谈论的所有场所完全不同,所以与乌托邦对比,我称它们为异托邦;我认为在乌托邦与这些完全不一样的场所,即异托邦中间,可能存在一种混合的、中间的经验,可能是镜子。镜子毕竟是一个乌托邦,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场所的场所。在镜子中,我看到自己在那里,而那里却没有我,在一个事实上展现于外表后面的不真实的空间中,我在我没有在的那边,一种阴影给我带来了自己的可见性,使我能够在那边看到我自己,而我并非在那边:镜子的乌托邦。但是在镜子确实存在的范围内,在我占据的地方,镜子有一种反作用的范围内,这也是一个异托邦;正是从镜子开始,我发现自己并不在我所在的地方,因为我在那边看到了自己。从这个可以说由镜子另一端的虚拟的空间深处投向我的目光开始,我回到了自己这里,开始把目光投向我自己,并在我身处的地方重新构成自己;镜子像异托邦一样发挥作用,因为当我照镜子时,镜子使我所占据的地方既绝对真实,同围绕该地方的整个空间接触,同时又绝对不真实,因为为了使自己被感觉到,它必须通过这个虚拟的、在那边的空间点。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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