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8）01—0032—07 七年前，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将王国维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但丁式人物”：他先是用《红楼梦评论》开启现代文论，随后用《人间词话》终结古代文论①。现在看来，所谓“终结”、“开启”之说有笼统乃至简单之弊。王国维之后（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虽然在文学思想、批评意识、理论术语乃至著述体例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现代西学特征，但是，就批评文体的三大层面（体裁、语体和风格）而言，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书写或隐或显地葆有古典体貌、体制和韵味。且不说鲁迅杂文批评的卓吾体貌、钱钟书谈艺管锥的诗话体制以及周作人小品文批评的晚明韵味，单就三、四十年代京派批评家的理论实践而言，就有着显明的回归传统的倾向：如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还有沈从文那些可与《边城》和《湘行散记》相比美的评论文字，均不同程度地承续了中国古代文论诗性言说的文体传统。本文以李长之、沈从文、李健吾这三位京派批评家三、四十年代的批评实践为个案，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能否以及如何“活”在现代，“活”在当下，以期在批评文体的特定层面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经典性文本和可行性路径。 一、李长之的“传记式批评” 李长之（1910—1978），初名李长植，山东利津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和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造诣尤深。李长之的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那就是“传记式批评”。 李长之先后对十多位古今作家作传记批评，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孔子的故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陶渊明传论》、《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韩愈》、《鲁迅批判》等。 李长之为什么要提倡并实践“传记式批评”？他的理论动机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不满。李长之有一篇题为《中国文学理论不发达之故》的文章，专门挑传统文论的毛病，他说古代文论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文论家缺乏著述的习惯、兴趣和方法： 在过去，中国人缺乏著述的习惯，缺乏著述的兴趣，缺乏著述的方法。假若冯浩不把他对于李商隐的研究填入小注里去，他可写一部很好的李商隐评传，恐怕不让于毕尔绍夫斯基的歌德传吧。假若金圣叹不把他的欣赏分割到“批”里去，他可写一部好好的批评论文集，谁敢说他的书不能写的像培忒的文艺复兴？这都关系著述的方法。② 显然，这里的所谓“著述”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著书立说，因为中国传统文论并不缺乏这种热情和方法。李长之所说的“著述”是指西学意义上的或者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李长之用西方学术的“著述”标准，衡量中国的传统文论，甚至将中国文论称之为“荒芜、破碎”的不发达的文学批评，是“即兴式的、冬烘式的”文学批评方法。李长之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个“严格、精确、体系和深入”的文学批评③。而他的“传记式批评”，就是他在文学批评领域所尝试建立的一种完备的著述体系。 其实，李长之的文学家传记与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传记有着相似或相通之处，二者都属于史传体批评。司马迁的《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而司马迁的文学批评实际上就是史传体批评。《史记·太史公自序》在提出“发愤著书”的理论之后，逐一概述《史记》每一篇传记的书写动机及要义，如“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又如“《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旨讽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④。我们看司马迁的这两篇传记，基本上是围绕着三位作家的文学创作（创作经历、创作心理、作品选录及评点等）展开的，而且篇末的“太史公曰”就是司马迁的文学批评思想的直接呈现。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就是最早的文学家评传，属于史传体批评。到了后汉的班固，在他的《汉书》中，除了继承司马迁的传统为文学家立传（如《司马迁传》、《司马相如传》、《扬雄传》等）之外，还新增了《艺文志》、《礼乐志》这样一类带有文学批评性质的文体样式。两汉之后，历朝历代的史书都有像《史记》和《汉书》这样的传记体批评。于是，我们从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中，看到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为了学习和仿效西方先进的“著述”体例，也为了克服中国传统文论的即兴式、片断式之弊端，李长之尝试用传记式批评，尝试撰写传记体的批评文字。然而，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其撰写思路和核心内容与司马迁所开创的史传体批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样是对传主创作经历、创作心理的叙述，同样是对传主作品的品评，同样是在评传中呈现著者自己的文学批评思想。据此，我们可以说，当李长之开始从事他的传记体著述时，他恰恰又回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史传体批评传统，或者说他无意中采用了中国古代文论文学家评传的言说方式。也就是说，在批评文体的选择上，李长之的“西就”之路实为“东归”之途。 当然，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与《史记》、《汉书》所开创的古代文论的史传体批评有着较大的差异。首先，李长之有着自觉的批评意识，或者说有着自觉的批评文体意识，他是自觉地选用传记这种文体从事文学批评。而二十四史的撰著者是在写史书，或者说他们是在史书的撰写过程中顺带涉及作家评论和文学批评。其次，李长之的传记式批评都是一部部独立成篇的文本，一部传记就是一个独立的批评文本。而中国古代的史传体批评，是庞大史书中的一些很小的部分，是宏大历史叙事中的一些文学批评片断。而正是在二者的差异性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作为20世纪的一种批评现象或者说一个典型个案，事实上是对西方“著述”体例和中国“史传”传统的一种折中和结合，是李长之游走于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的学术创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