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22)-022-09 DOI：10.13399/j.cnki.zgwxyj.2022.02.003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论深受俄苏文论的影响。当时的苏联文论正处于马列文论传统与别林斯基传统的有机融合中。无论是马列文论传统，还是别林斯基传统，都论及典型问题。故此，典型问题是苏联文论关注的重心，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问题。在中国，最早引进“典型”这一文论概念的是鲁迅。1921年，他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就借用了“典型”和“典型人物”概念。1924年，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中使用了“典型的性格”的说法。1932年，瞿秋白根据苏联公布的资料，及时编译并发表了恩格斯三封文艺通讯，其中《致哈克奈思女士的信》《致敏·考茨基的信》都涉及典型问题。①因此，中国左翼文论家普遍关注典型问题，并认为典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项重要内容。1935-1936年间，胡风与周扬就典型问题展开论争，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公开论争，也开启了典型论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的理论探讨。 朱丕智较早关注这一论争。他虽表示周扬某些观点正确，但未明了周扬挑起论争的真正缘由，因此认为“胡风指责周扬‘顾此失彼’并非毫无道理”②。乐黛云则说：胡风“首先强调的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作者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拥合’的能力；不是作者的智力和道义而是他的感性和热情。”③而周扬“强调了世界观和艺术形式，但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生活’本身……这就成为中国文艺界左倾时期‘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基础”④。可见，乐黛云认为胡风更重艺术规律自身的探讨，而周扬的论述有问题，并对后来的文艺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如此这般，乐黛云做出了胡风正确而周扬错误的评价。有学者称这种评价为“胡是而周非”⑤。 陈育德先生不认可这种评价。在他看来，“我国文艺领域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似乎都是从周扬三十年代现实主义理论那儿来的，都要由他来负责”⑥，这有失公允。他注意到周扬对世界观决定论的质疑、将浪漫主义融入现实主义的努力、典型论争中周扬观点的合理处等，试图以此为周扬三十年代的现实主义理论正名。在提及典型论争时，他强调说：“胡风认为典型只有群体的个性，而无区别它所属群体其他个体的‘个性’，有只强调普遍性、忽视特殊性，‘把个性消解在原则里面’之嫌，按照这个观点创造人物形象，倒真有可能产生公式化、概念化。”⑦ 可以说，陈育德先生的判断是符合事实的。遗憾的是，他未着力于梳理典型论争的来龙去脉并揭示其文论史意义。因此，“胡是而周非”的评价偏向并未因此而止。几年后，叶纪彬也指出乐黛云的文章“有明显的片面性，失落了历史的客观性”⑧。而且，他也有不少肯定周扬的论述。但最后他又认为周扬未抓住要害，未作出深刻的理论分析与阐述，而论争中胡风的看法颇有学术价值。他用大量篇幅分析了胡风典型论的价值，如强调典型创造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重视创作主体在典型创造中的作用、反对文学典型创造中的类型化倾向、反对“思想形象化”等。不可否认，这些的确可算是胡风的文论贡献，不过，它们却是胡风在典型论争之后获得的。正因疏于对论争前后胡风思想变化的辨析，叶纪彬实际上又认可了“胡是而周非”的评价。支克坚也持有此种观念，他甚至说：周扬《典型与个性》“对苏联的文艺理论和俄罗斯文学的实例的卑躬屈膝的引用，可以说是为后来到50年代终于登峰造极的中国文艺理论文章的一种恶劣文风开了先例”⑨。这与乐黛云的评论相差无几，且有将周扬有关个性的论说一并否决的倾向。赵金钟说：“胡风的思想比较开阔，立论有纵深感……周扬则比较拘谨，视野也较为狭窄。”⑩对比鲜明的用语，可见论者的情感倾向。王锺陵认为周扬的观点存在缺陷，而且这也是长时间占统治地位的典型论所存在的共同问题，而胡风“倒是触及到了个性是由接受的普遍性而形成的道理”(11)。这也是肯定胡风、否定周扬的论述。董伟既有肯定周扬关于个性的阐述，也有“周扬关于典型化的论述没有胡风丰富”(12)的判断。王植认为“胡风比周扬更周密一些”(13)。 如此看来，目前学术界关于胡风、周扬典型论争的研究，较多体现出“胡是而周非”评价取向。不过，其中也有学者流露出对周扬的肯定，如朱丕智、陈育德、叶纪彬、董伟等。此外，杨建文看到了“在对典型的个性特征的论述上，周扬的观点比较正确”(14)。曹新伟认为周扬“较为深刻地阐述了个性化恰恰就是典型形成的重要前提”(15)。旷新年体会到“周扬比胡风更深刻地理解典型的个性化”(16)等。诚然，他们注意到了周扬对于个性的重视。但他们大多否认周扬在典型化或者说典型创造路径上的积极探索，反而肯定胡风的相关论述。不惟如此，由于不及细致梳理，他们未能理清论争的真正原因、实质及意义。这既不利于把握胡风与周扬的思想及其论争的实质，也不利于认识与理解20世纪中国现代文论思想史。 二、论争的三重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