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文坛上有一个名人，名叫王蒙。他名为作家，但真正值得好评的小说并不多。这些年他的大出风头，主要是靠他的一些政论、杂文和访谈录之类的文章。全国不少报刊，经常可以见到王蒙这个名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全面开花”。从这些文字来看，王蒙谈了不少书，有知识，也不乏幽默与机智。当然更不乏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据有的论者说，王蒙现在享受着正部级待遇，有宽敞的住房，有专用汽车，有秘书。当然还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和不薄的收入。从这些来看，王蒙是不缺少什么了。但在我读了王蒙的若干文章与访谈录以后，总是觉得他还缺少一个东西，即我们共产党人常说的德才兼备的德。为了证实这个论点，我举三例。 做为共产党员，缺少党性 据我所知，王蒙在恢复党籍以后，并没有声明退党。这就是说他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既然是共产党员，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就是起码的条件。但我们看到的王蒙的表现，却并不如此。 1989年春夏之交，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更由于顽固坚持自由化的人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策动了动乱与北京的反革命暴乱。人民共和国处在危急之中。当时身为共和国文化部长的王蒙，当请他去慰问戒严部队时，据他自己说是请了病假。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因生病而不能去慰问戒严部队自然是情有可原的。 但奇怪的是，当这场风波过去了三年，即1992年7月4日，王蒙在会见日本共同社记者时，却对这场风波始终闪烁其词。为了使读者了解真情，不妨抄一段对话： “森（按即共同社读者森保裕）：你当时拒绝慰问戒严部队…… “王（按即王蒙）：我当时生病，请的是病假。 “松（按即共同社读者松尾康完）：如果没有病的话你是否考虑…… “王：没有病的话就按没有病的情况来考虑，有病就按有病的情况来考虑。而且我希望我们大家把眼光放在现在，放在未来，特别是在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势头，而且带来新的希望的时候。 “森：你如何评价三年前的事？ “王：三年前的事已经成为历史，三年前的事情我觉得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使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我曾经担心：一是我不希望中国回到闭关锁国、搞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的一个时期；第二我不希望中国发生混乱，不希望中国发生无政府状态。谢天谢地，我所不希望的两种状况没有发生，目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针，改革开放的方向经受住了这样一次考验。中国唯一的出路是继续改革开放，继续保持稳定，继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最近一系列的讲话增加了实现这种前景的可能性。我们还是讨论现在和未来吧。” 我所以一字不漏地抄下上述这段对话，是因为我深佩资本主义国家一些记者的政治敏锐性，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穷追不舍，把王蒙逼到了墙角里。但同时我也深佩王蒙的政治坚定性，为了坚持他的政治立场，不管如何追问，始终不表示赞同中央对“六·四”事件的结论。 对某一事件，如果说在当时有看不清楚的地方，保持一定距离还可原谅的话，那么在中央作出结论以后，仍然不表赞同，这是什么问题？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1989年6月2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十三次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中说：“全会分析了近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党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以王蒙的聪敏，这段文字的含义肯定是明了的。尤其是1992年7月，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许多问题都一目了然。苏东事变从反面证明了我们党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的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果不采取那样的措施，中国很有可能已经改变了方向，世界格局也会发生变化。在这种关系到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王蒙如果是一个党性强的人，在资本主义国家记者别有用心地穷追不舍的情况下，应该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而王蒙不是，被人家追得没有办法了，翻来覆去地说什么“还是多讨论现在和未来吧”！请问：如果没有当年的坚决措施挽救了党和人民共和国，而是“动乱精英”们得逞，还谈什么现在和未来！ 《中国共产党章程》党员义务中说：“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党的事业成败关头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还能说是有党性么？ 做为作家，缺少辨别是非的能力 作家是一个深受人们尊敬的职业。所以受尊敬，是因为他们的好作品能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启示，给人以娱乐和美的享受，帮人增长知识，也给人指出明天。这就要求作家是一个品格高尚，起码也是一个能够明辨是非的人。假若作家自己品格低下，混混沌沌，是非不分，甚至是非颠倒，就写不出好作品，当然也就达不到上述目的。王蒙是个聪明人，看问题很尖锐，很敏感，理应有正确的是非观。但由于某种原因，却常常把是非弄颠倒。这大概就叫做“聪明误”吧！有一位记者张德祥在一篇题为《王蒙的误区》的文章中说：“近年来王蒙的文字读来颇感异样。”这真是一语中的。王蒙的很多见解都与常人不同。比如：人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王蒙说：“把作家捧得愈高作家的日子就愈难过”；人们说“痞子文学”不可提倡，王蒙说“痞子文学”“躲避崇高”“敢砍敢抡”“令人耳目一新”；人们说现在“人文精神失落”，王蒙说：“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王蒙极为反对人们提倡文艺作品要注重社会效果，谁提社会效果就是“过于执”，关于这个问题他发表过好几篇文章，代表著是1992年8月25日发表在某报上的题为《漫谈文艺效果》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电影中不乏恐怖片与揭露社会黑暗的片子，依我们的观点放映这些电影莫非是号召观众起来造反砸烂闹事么？但我在美国旅行时听到过一种对于我们来说匪夷所思的解释：观看了这样的影片，走出电影院，只见华灯初上，并无暴力强奸私刑鬼怪白鲨……”“观众会长出一口气，会更加庆幸和热爱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