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1-0022-5 在解构民族主义特别是本质主义的民族认同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后殖民理论家就是的霍米·巴巴。本文主要以巴巴为核心讨论后殖民对于民族认同解构的相关话语。 一、民族认同的矛盾与分裂 巴巴反对本质主义的民族观念，他否认有文化本真性的存在。巴巴指出民族本身就是一种叙述，正像叙述的不可靠性一样，民族也充满了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巴巴在他所编文集《民族与叙事》的导言里写道：“民族就象叙述一样，在神话时代往往就失去了自己的起源，因此只有用思想之眼才能全部意识到它们的范围。这样一种民族或叙事的形象似乎看起来是难以想象地浪漫化、并且极具隐喻特性，但正是从政治思想和文学语言的那些传统中，西方才诞生了作为强有力的历史观念的民族。它是这样一种观念：它的文化的强迫性冲动把作为一个象征力量的民族进行了难以置信(几乎不可能)的整合。这并不是要否定为民族主义话语所做的努力：把民族作为一个连续不断的民族进步叙事、自我产生的自恋的叙事，人民(Volk)的原始礼物的叙事生产出来。”[1]巴巴在这段话里明确表达了类似安德森的对于民族作为建构产物的看法：民族并不是一个具有真正历史起源的社会实体，而只是一种浪漫化的、隐喻性的叙事下的形象建构。安德森的理论当然包括了对于本质主义民族观念的拒斥，不过，安德森还是过于相信民族想象认同建构的有效性，而且安德森并没有讨论这种想象共同体的内部具体运作状况——即“如何想象”、怎样叙事的问题①，更没有揭示出其中的混杂与矛盾乃至于颠覆因素——即没有看到建构行动中的“共同”因素，只是通过对他性差异的统合性叙事以确认自我同一性的过程，而巴巴对于这些问题的考察(当然，是侧重于从“叙事”而非“想象”建构的角度)最终导致了对于民族认同叙事的后殖民协商、置换(dislocate)和解构。 而民族认同的矛盾与分裂大致体现在民族叙事的地理疆域、话语手段、隐喻表征等诸多方面。 巴巴认为“西方民族有其难以捉摸却又无所不在的一面”，它是“一种贴近文化地缘(locality)的生活经验”，所谓地缘主要是“时间感引起的周边问题，并不是以历史感为其依归，是一种比‘共同体’更复杂，比‘社会’更符号化，比‘国’意义更丰富的生活形式，不像祖国那么爱国，不像国家理性那么坦率直接，比意识形态还不客观，又不像人民专政那么单一，论接近中央比不上个别公民，谈整体又胜过主体，除了教化还有精神动力，能呈现文化差异与认同，允许掺搭(hybrid)的程度超过任何用等第或二元区分来解释社会冲突的看法。”[2]民族的这种地缘经验认同在巴巴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四不像与大杂烩：地理意识上在共同体、社会和国家之间游离，内在精神上将国家理性、意识形态、人民专政相互混杂……它充分展现了差异化的各种要素，在这里，二元论的等级观念被混杂彻底取代。 民族的建构还依赖于一定的话语叙述，而语言本身又是充满含混和不确定性，因此民族及其叙述话语不可避免地具有“雅努斯式”(janusfaced)的双重面相。“通过叙事性话语来研究民族不仅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其语言和修辞上，它的目的还在于改变概念性的对象本身。如果有问题的文本性‘封闭’对民族文化的‘整体性’提出质疑的话，那么它的积极价值便在于展现那种广泛的播撒，通过这一过程来建构与民族生活相关联的意义和象征场。”[3] 民族还要通过隐喻的标识来加以建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化想象出了民族、领土、民族身份等概念的具体意义，而这些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民族是被文化建构起来的，而文化景观与表征的选择与设计则具体扮演着塑造与争夺民族身份的角色。有人曾对此作出解释：“对这种共同体的想象是一个集体的(或者主体间的)文化过程。通过对成员及外来者的表征来创造一个民族，这种表征则是通过撰写虚构的故事和历史，创作风景画和静物画，设计游行和庆典完成的。这种想象致力于通过确定使其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事物来建立集体的存在：绎出民族性格，确定关键的历史时刻或重要地点(就英国性[Englishness]而言，我们可能想到的是‘斗牛犬’「‘the Bulldog breed’]或者是‘英格兰期待每个男子汉负起他的责任’或者‘这片绿色的令人愉悦的土地’)。”[4]但是这种统一的文化景观却是人为设置的，它的背后掩盖了被建构起来的民族内部的从地理到文化精神上的诸多差异。 二、民族叙事：表演性解构训导性 民族、“民族性”(nationhood)是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叙事和话语的刻写与传播才得以将自身明晰地表达出来的。本质化的民族认同往往意味着确信一种没有矛盾、没有罅隙的透明、平滑的民族话语。这种民族话语在时间上坚持历时的、线性的观点，将民族视作古今一贯的进步性的统一体；在空间上，则将民族指认为具有完整结构的文化地理上同质性(homogeneity)连续体。而巴巴强调在建构国家民族的统一化叙事的过程中，必然在空间与时间上出现内部的矛盾分化，这里就存在着训导的(pedagogical)与演练的(performative)的两个民族叙事策略之间的冲突，后者对前者构成了解构。前者指民族主义国家对于民族所属人民的教育与规训实践，其宗旨是要达到民族认同的历史目标，它代表着一种权力的操作；而后者则是人民对于民族主义训导的反映、表现、偏离乃至解构。实际上，民族主义训导的权威位置本身就是含混认同过程的一部分，它在维持自我力量的同时，也开启了更大的异质空间，“权力的操作可以同时保有政治效力与心识的感染力，因为权力操作的意义表记具有传述的游离性，可能可以为策略的运用与协调提供更大的空间。”[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