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3)04-0059-04 为了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认清今天的位置，确定未来的合理走向，不致在太过漫长的旅途中迷失自己，人类必要反思历史，尤其是文学史。因为文学比历史记录了更鲜活的生命体验，其触角更自觉地探测到人类心灵深处。对这部人类的心灵史进行宏观的纵向考察，可以发现在人类深层心理结构中，信仰问题是挥之不去的永恒情结。文学与信仰根深蒂固的联系在于，两者都具有对有限现实、对知识、实证的超越性，都体现了对人生目标、终极意义的求索，都有较强的主体性投入，将感觉、情感、想象、理性与非理性因素高度聚合。而信仰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植根于人类生存、发展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中。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所面对、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这种主客体关系可以笼统地分为两大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社会中不同层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文出于论述问题的需要，对后者暂且忽略。 只从人与自然构成的主客体关系状况看，随着人类认识及实践能力的发展，人在自然面前的主体性地位一直在提高，但有一个事实亘古至今地苦恼着人类，那便是在自然客体面前主体的有限性。信仰起源的根本原因及其意义就存在于有理性的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自觉以及克服这有限性的努力之中。我们这里所用“信仰”一词是广义的，不局限于对某种主张、主义或宗教的绝对信赖和尊崇，而泛指对某种价值或力量的信奉与敬仰。有这样的信仰，人类就有克服有限性的精神力量，有对未来的信心，有当下生存的坚定立场和明确态度。否则，有理性的人类会感到难以承受的彷徨和恐惧，甚至会陷入精神危机，在当代，这一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由于信仰植根于人类面对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状况及对主体有限性的超越性想象，伴随人类主客体关系的发展，文学中人类信仰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阶段：对神灵的信仰——对人类自身的信仰——信仰危机。反思这一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在当代寻找合理的意义建构方式，从而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远古人类主客体之间力量相差悬殊，主体性不发达，致使人类以文学的方式建立了对神灵的信仰，这表现了主体性的迷茫和幻想提升，也成为人类度过荒蛮、走向近代文明的精神支柱。 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看，与辽阔而苍莽的自然力量相比，远古时期童年人类的认知及实践能力实在太低下了，对不可思议的自然力和生死等问题迷惑不解，他们甚至无法理性地把自己与其面对的自然世界加以区分。虽然不能实际地解释与解决主体与客体的矛盾，但远古人类比今天更强烈更直观地感觉到那无处不在起作用的外在自然。在自然的神秘力量面前，人类倍感渺小与恐惧，但萌生中的主体意识决不甘心这渺小与恐惧，虽然凭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与自然神力抗衡，但战胜自然的渴望是那么强烈，主体只有与客体的力量趋向均衡，在主客体关系的和谐（哪怕是幻想的和谐）中才会得到安宁。作为自然发展的最高成就，人类自有其独到之处，理性与想象联手帮助人类找到了克服有限性的途径，他们“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1](P113)，于是，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春夏秋冬生老病死……一切客体的自然的现象都得到了神话化的解释和安排，世界于是成为有秩序、可理解甚至可控制的了。人类找到了可供信奉的价值或力量，建构了对神灵的信仰。一方面，灵魂不死的观念超越了肉体生命有限性的恐惧，使人面对无法逃避的死亡，也能“得到与超自然的势力证为一体的慰安”，其意义“乃在战胜为量极大的恐怖与为害极烈的恐惧”[2](P43)，更何况人们将圣贤豪杰的灵魂“从灵魂群中选拔出来，用供物和牺牲来敬奉它们，当干旱威胁着他的庄稼的时候，就求它们降雨；当他出征时，就求它们保佑胜利；当他病时，就求它们医治”[3](P5)，这就为有限性的主体力量找到了神性的支援；另一方面，万物有灵的观念化解了自然的冷漠与疏远，“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4](P220)，人格化的自然神似乎以感性的方式直觉地揭示了主客体有着同构性，有着沟通的可能，这表达了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尊崇，也同时表现了人与自然的贴近，对主客体之间和谐的最初渴望。 此时人类自身与外部自然处于主客分化的边缘，在意识中没有精神的和物质的理性两分法和严格界限，主体自身的感觉、情感、想象与理性混沌交融，与外在世界的形象、属性也是交相渗透，可以说此时人类的主体与客体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都处于混沌的统一状态。 人类早期的神话、传说形象地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主客不分混沌统一的世界。由于对神灵的信仰使人类保持了对客体力量的敬畏和尊崇，由于努力提升自身主体地位、贴近自然、贴近神以求得主客统一的要求的合理性，由于人类最初的整体意识及自身的天真无邪，使文学呈现出红日初升般的光辉、璀璨与美丽：创世之神不论是上帝、神母还是盘古，都是一种“先天地生”的神圣性存在，是他们将自然的混沌化为秩序；各种英雄神话不论是西方的游历、冒险还是中国战胜自然灾害为群体利益而做的牺牲，都闪烁着人类自由、智慧、勇敢的光芒；至于死亡，不论是西方的来世、彼岸，还是中国的垂死化生，都表达着沟通幽明、超越有限、将生的意义传递下去的信念；不论是希腊神话中诸神与人间尘世利益的联系，还是埃及神话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有人性的动物神，都表现出人类对客体对象满怀感情的态度，传递出人类沟通主客体、克服主客对立的渴望和信心。这时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是神魔化的，有着想象中的神魔才具有的超自然的力量，充分体现了远古人类主体性的幻想提升：为人类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勇杀巨龙的卡德摩斯、炼石补天的女娲、偷息壤治洪水的鲧、各式各样的光明之神、保护之神、智慧之神、爱情之神、婚育之神……在人类文明的早期，这是一列光辉灿烂、缤纷神奇的形象长廊。 能以想象建立这样一种神灵信仰真是人类的幸运：人类借此克服了主客体之间力量相差悬殊造成的主体性迷茫及恐惧，减少了科学出现以前的许多困惑，建构了一种主观的也是合乎逻辑的世界模式，以完整的生命体验的方式将感觉、情感、想象、理性与非理性因素高度聚合，增强了主体的精神力量，有了生存发展下去的坚定立场和勇敢态度，这成为他们战胜有限、度过荒蛮、走向近代文明的精神支柱。 二、近代人类理性、科学的发展极大增强了与自然抗衡的力量，人类不断通过现实手段克服主客矛盾，战胜了对自然力量的恐惧与迷茫，从而建立了对自身的信仰，文学进入人的自觉、人的主体性确立并大发展时期。 对神灵的信仰表面上似乎呈现出人类主体性的否定形式，而实际上，在那特定的发展阶段，人类是在幻想中努力提升着自己的主体地位。神人同形、半人半神的形象既是形象化的客体力量，同时也是与之相当的形象化的主体力量，人类在对无法控制的自然神力的尊崇中也深深隐藏着对自身的尊崇，虽然“这尊崇还比较含蓄，披上了神格的外衣，但已是文明力量和科学力量直接形式的前兆”[5](P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