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8）01—0065—05 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从一个犹太人和汉学家的角度，对历史和文化记忆问题做过一些很有意义的思考。她认为中国人和犹太人都特别注重记忆，而正是这种对历史和记忆的高度重视，使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历经许许多多的劫难和痛苦而长存。当然，并不是只有中国人和犹太人才注重记忆，在西方语言里，历史这个字的词根istor毕竟来自于希腊文，有“见证人”或者“知情者”的含义，而记忆或回忆这个字的词根memor，也来自希腊文，就是“记忆”的意思。舒衡哲说得很对，尽管中国和犹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都很不相同，但他们都特别注重记忆，不忘过去，于是“个人的回忆就变成记忆链条的环节，而这记忆的链条使中国人和犹太人的传统得以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在”。（Schwarcz：4） 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必然是重视记忆的民族，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记忆，无论是愉快或者痛苦的记忆，也无论是积极开放的或受到压抑而隐秘的记忆，都是记忆链条的环节，而历史就有赖于这记忆的链条。记忆的链条断裂，历史也就断裂了。要恢复历史，就必须修复而且保存那记忆的链条。舒衡哲在她的书一开头就引用了《旧约·诗篇》第137首里令人印象深刻的诗句：“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作为研究中国的学者，她又引用了唐代诗人孟郊《秋怀》诗十五首之十四里的几个句子：“忍古不失古，失古志易摧；失古剑亦折，失古琴亦哀。”把孟郊这几句诗和《旧约·诗篇》里那几句放在一起，读起来真好像暗中契合、遥相呼应。古代犹太诗人和中国诗人都用诗句，都通过文学的手段告诫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失去历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记忆、历史和文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成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意思是历史的教训，后来人应该永远记取。这句成语早在《战国策·赵策》里就出现了。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贾谊在《过秦论》下篇里说：“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是从政治家治理国家的角度强调记忆或历史教训之重要。把记忆写成文字，永远留存于后世，当然是历史家的使命。司马迁《太史公自述》说：“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这是从历史家的任务出发，从反面去说明记忆和历史之重要，如果不记载前人的丰功伟业，“堕先人所言”，那就是历史家最大的过失。无论是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还是他们的名言隽语，都会随生随灭，消失在时间的深渊里。只有著于青史，载之典籍，才可能流传于后世而逃脱湮没无闻的厄运，所以历史是抵抗遗忘最有力的武器，而抹杀历史、歪曲历史，忘却集体的经验和记忆，也就等于谋杀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古代希腊历史家希洛多德说起他撰写《历史》，与司马迁的话竟然十分相近，因为他说他之所以记叙历史，也是为了保存记忆，抗拒遗忘。有历史的叙述，“时间才不至使人们创造的一切失色暗淡，希腊人和野蛮人都有的那些壮烈伟大的事功，才不至无人传述。”（Herodotus：33）所以无论是希腊人、中国人还是犹太人，可以说人类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记忆，都有自己历史的叙述。 历史的叙述能够保存记忆，抵抗遗忘，其前提是历史的叙述能够再现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能够给后人以真实可靠的记叙。当然，历史家和其他人一样，也会受他们所处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局限，他们所写的历史和他们的思想意识密切相关，可能有独到的见解和洞识，但也可能有他们的偏见。不过历史有历史事实为依据，人们也就可以根据事实和器物来验证历史叙述的可靠性。历史和历史叙述之间的差距，可以说总是存在的，而一般说来，人们既不会把历史叙述当成完全真实可靠的历史事实之再现，也不会完全否认历史叙述的真实可靠性质。不过在20世纪西方的文学理论以及文化批评理论中，却有推翻过去各种理论观念的趋向，对再现、事实、历史等等基本观念，都抱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 记忆、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在20世纪西方有很多理论探讨，其中尤其以海登·怀特的论述最有影响。怀特强调历史家撰写历史和小说家创作小说，使用的是同样的修辞手段，有同样的叙事结构，所以历史家自以为所记述的都是真实可靠的“事实”，有别于小说家的想象和虚构，那其实只是“历史家的虚构”。怀特说，撰写历史从头到尾都“无可避免是诗性的建构，因而有赖于比喻性语言的模式，而只有这种比喻性的语言，才可能使这一建构显得圆满一致，有条有理”。（White：98）于是怀特认为，历史和小说实在是大同小异，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对于盲目相信历史都是实录、文学只是虚构那种简单的看法，怀特这个观念当然有批判的作用。不过这也算不得什么新奇的理论，在中国传统中，像《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历史著作，从来就以刻画人物和事件栩栩如生、传神感人而著名，读者对其文学价值，从来就有很高的评价。不过中国传统上，却并没有把历史和文学混为一谈。《尚书》武成篇描述武王伐纣，战争之残酷使“血流漂杵”。可是周武王既然率领仁义之师去讨伐暴君殷纣王，那么战争再怎么残酷，也哪里至于让交战双方的将士们血流成河，可以把木棒都漂起来呢？孟子读到这明显夸张的描写，就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这说明孟子对历史的记载，要求诚信而反对夸张。可是《诗经》里有一首《云汉》之诗，其中说：“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意思是说大旱之后，周朝的老百姓没有一个活下来。这显然是夸张的说法，可是这一回孟子却没有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反而主张去体会诗人的用意，不要死板理解诗中字句。他要求“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这说明中国古人明确认识到，诗或者文学语言可以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段，不必字字求实，但历史叙述则不能言过其实，而必须真实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