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中年评论家，特指以当代中国新时期文学为主要批评对象的中年评论家。 中年评论家在中国评论界占据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地位。 有人把中年评论家称为主流评论家。 以年龄划分主流与非主流，并不准确。但中年评论家因重在对文学作整体辩证的考察，即在总结其经验、评定其价值时努力将作品的历史的、社会的、人生的、人性的内涵与艺术的、审美的意蕴作综合的、统一的考虑，因而持论较为全面；因重在张扬社会公理，重在理解社会情绪，并以此鉴别作家的个体体验的价值，鼓励社会心愿的富于个体性的表现，因而持论较为公允；因重在文坛的理解、团结与在稳定中的发展，不赞成并极力淡化、消解文坛无意义的内耗，持论因此较为积极。中年评论家因此而被视为主流评论家，这也说得过去。不过，将社会观念、文学观念、社会影响与之大体相近的某些年高与年轻的评论家也列入主流评论家的行列，将更为妥当。 由于成长的时代环境不同，阅历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所用语言不同，老、中、青三代评论家之间确乎存在着某些区别，某些差异。这是就大体而论，具体而言，则因人因事而异。 中年评论家曾经明确地表白过自己在当今时代的基本立场： 百年以来，我们民族曾经多次面临振兴的机遇，但或是视而不见，失之交臂，或是浅尝辄止，昙花一现，令政治家抱憾终身，史学家扼腕叹息，文学家只能讲陈旧的故事，整个民族萎靡不振。只有两次机遇被我们紧紧抓住了，一次是革命，其代表是毛泽东。那是中国人民对旧制度已经彻底绝望。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以及由此派生的军阀混战而留下空隙所造成的机遇。只要这个旧制度不能改弦更辙，这个空隙无法填平，革命就总有它的立足之处，总有它的发展空间和胜利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这次机遇所表现出来的敏锐、坚定、巨大的组织才能和卓越的战略战术，成就了伟大的历史功勋。我们至今仍在享用着革命的成果。一次是改革，其代表是邓小平。这是当今世界冷战与对抗结束，西方世界产业结构大幅度调整、高科技迅猛发展、局部联盟整体分裂这一外部环境，与中国汲取“文化大革命”教训，改革成为整个社会的期待这一内部环境所造成的机遇。抓住这个机遇，中国便强盛在望，丧失这个机遇，中国便前途渺茫了。深思熟虑而又当机立断，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虽有曲折，不改初衷，造福当代，泽及子孙，这是小平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对中国人民所作的伟大贡献，历史将铭记他们的殊勋。 中年评论家了解新中国的由来，对于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从不怀疑，他们了解“文化大革命”以及此前的“左”的错误的深重的灾难性，对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错误从而以改革开放这一新的治国方针揭开党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历史的新的一页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从不怀疑。他们认为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替代“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为文艺方向，重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替代过去事实上的一枝独秀、万马齐喑是科学的，正确的。他们赞成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义理论体系这面旗帜下的文艺界的大团结，反对笼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下的教条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小圈子。他们希望把“左”和“右”这两个概念严格限定在政治领域内，不容许任何人作扩大化的解释而将这两个概念当作政治帽子随意加于持有不同文艺观点的作家、评论家、文学组织家头上。文学与政治有联系但有区别，混为一谈，于文学繁荣、文坛团结有百害而无一利。 中年评论家大部分参与了迄今为止新时期文学创建的整个过程。最初是周扬、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王元化、韦君宜、朱寨、许觉民、徐中玉等老一代评论家发出文坛的第一声呐喊，披坚执锐，先历发轫之险。随即中年评论家挥戈上阵，而且立即成为评论界的主力，筚路蓝缕，备尝攻坚之苦。继而一批青年评论家霍然崛起，战叫之声此起彼伏。于是在文学界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评论队伍，与实力雄厚的创作队伍携手并肩，共同创造文学的新局面。中国文学界盛况空前，不论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还是文学评论、文学理论，均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佳作迭出，蔚为大观，成就超过解放以来任何时期，其建树可谓大矣！ 以中年评论家为其骨干的这支评论队伍，对于创作队伍而言，谓之执戈前驱的勇士、运筹帷幄的谋士、忠诚不二的卫士，乃真实无妄。作为新时期开端的标志的拨乱反正，在文学领域始于评论界。正是评论界揭竿而起，义无返顾地消除“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文艺理论、文艺评论中的影响，即为以“写真实论”为核心的所谓“黑八论”及其一大批蒙冤作家平反昭雪，才打破禁锢文艺、禁锢思想的坚冰，让文学的航船由搁浅沙滩平安驶入生活的大海。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心武的《班主任》、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王蒙的《布礼》与《蝴蝶》、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等开新时期文学先河之作的创作与出版，便得利于当时评论界敏锐察觉时代变动，大呼猛进制造新的文化氛围。而当为中国改革提供真切背景和精神动力的震聋发聩、催人奋进之作受到攻讦的时候，中年评论家力排众议，坚决给予公正评价。新时期文学是在暴风雨中诞生的，正如新时期本身是在暴风雨中诞生的一样。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近四、五年来，以中年评论家为主体为中青年作家召开的创作研讨会不计其数。这是中年评论家借鉴传统的文学交流形式、文学组织形式，为发展新时期文学所创造的一种新的批评方式──不妨说：创造了一种适应作为文学生产力主要代表的文学创作之需要的新的文学生产关系。这些研讨会不讲级别，不排座次，没有一言九鼎，不必违心而论，表扬为主，批评为辅，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平等交流，民主磋商。以我的观察，效果殊佳。此外，为人作序的任务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中年评论家完成的。序之于青年作家、青年评论家，则多有热切之语，序之于同辈同行，则不乏严苛之词。叙交往，论为人，讲时代，议得失，寄希望，存厚爱，煞费苦心，谁敢贸然从事、言不及义、敷衍塞责、借以自炫！“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如真有所谓启动21世纪文学闸门之说，则中年评论家与有功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