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普遍性原则在当前这个时代真的已经土崩瓦解了吗？葛红兵的《相对主义：批评的可能立场》一文在开篇处就对此作出了绝对的肯定。但这种绝对的肯定却绝对是一种谬误。我认为批评的普遍性原则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丧失的。 葛文的矛头主要指向当前的道德理想主义批评，认为这种批评是与文革时期的主题决定论在“骨子里是一模一样”。我认为葛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其并没有真正弄清楚道德的定义。道德并不是像葛文所理解的“机械符合论”和“绝对主体论”，而是客体与主体的统一，是普遍原则与个人主观性的能动结合。当个人不但是善的，而且知道什么是善时，这种状态方能称之为道德。道德与伦理是不同的，伦理的人并不像道德的人那样事先去考虑什么是善，而只是无意识地作公正的事。葛文无疑是割裂了道德中有机结合的普遍准则和个人的主观性。当前文坛上的道德理想主义尽管在具体细节上还需商榷，但其与文革时期的主题决定论是决不相同的。其原因正在于主观性受到重视，个人在普遍原则面前不再是被动和无意识的，而是能够进行选择，把自己与普遍原则结合在一起的决定性主体。 个人的尺度，即个体的特殊性成了葛文中相对主义的标准，葛文犯了其引用的古希腊智者派人物普罗泰戈拉一样的错误。“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诚然是一句伟大的箴言，然而却需加以进一步的规定。人是尺度，是就人是思维的、人给自己提供一个普遍的内容而言。相对主义的这种批评标准表面上似乎打破了一切清规戒律，显示了批评领域宽广的无限性，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初步的、感性的、不能自身规定的东西。表现看来，“限度”一词似乎低于无限，但一切事物，无论是多么具体、多么辽远，都必须根据有限的、自身规定的思想来决定。相对主义的标准是不确定的，是可以多些也可以少些、可以强些也可以弱些、可以冷些也可以热些、可以干些也可以湿些的东西。反之，它所反对的限度却是尺度和目的的建立者，是内在自由的规定。只有有了限度并且在限度之中才有内在自由，有了内在自由才能得到个体的存在。 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已从精神哲学时代走到了生存哲学时代，个人的生存处境成了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葛文对个体的肯定无疑是有其合理之处，它的错误是在于其只是片面地肯定了个体的特殊性，不懂得去发现自我意识和共相的统一，因此老停留在自我意识里不可自拔，变成为一种反对一切共相的消极的理性，当然，葛文的第三部分也提出了“心灵”一词以纠其导向价值虚无的危险，以期形成自我制约，维持批评的真实。但尽管他也在最后无奈地强调了人类心灵的共通性，承认了在这里还存在着普遍的原则，但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在葛文中寻找“心灵”的具体意义的话，则我们就会失望地发现，“心灵”一词在这里只是一个空泛的尺度，葛文并没有给我们作出什么更具体的规定。而“心灵”的真正活动却应该是这样的：它把一个最初的规定作为主观的东西建立起来，却又把这个主观的东西变成客观的；这样一来，主观的东西就变成了它的对方，但这个对立又被心灵再度扬弃，致使那客观的不是别的而就是那主观的东西。 故此，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普遍性原则都是不可丧失的。该文作者葛红兵是近来文坛较活跃的青年评论家，他提出的：“自体性哲学”、“个体文化”、“建构的个体论的文学史学”诸概念公平地讲都有可取之处，然而提倡“相对主义”则明显是将“自体”、“个体”导向了极端、是一种理想上的倒退，联系到他近期发表的关于韩东、鲁羊、朱文、何顿的系列晚生代作家论，可见出他是与当今文坛上的消解道德理想的主题话语相唱合的。如果我们否定道德理想，采取相对主义的态度，理想就永远不能实现。老黑格尔对于这个问题说得好：“罪恶之所以是罪恶，堕落之所以是堕落，是因为人们把它们当成本质的东西。”
